正襟危坐在记者眼前的戴丽娜是个外表白皙柔弱的女子，纤细的鼻梁上架着眼镜，笑容腼腆，说话轻声细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女人，却是个合同诈骗犯！在记者疑惑的目光中，戴丽娜讲述了自己从女作家到女囚犯的经历。

　　戴丽娜17岁那年到内蒙古插队，2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她写的小说《残月寒情》被拍摄成电视剧，在太原电视台播出。大学毕业后，戴丽娜被分配到内蒙古文联，以无花果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其中有畅销一时的作品《黑眼睛》、《伴娘》等。一部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升平时期的新罪恶》名列当地通俗文学销售之首。

　　戴丽娜并不甘心过关着门爬格子的生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驾御文字以外的事情。1996年，戴丽娜辞职来到北京，在撰稿出书的同时，还成立公司经营广告制作和发布以及组织演出。据戴丽娜说，某些著名歌唱演员在内蒙古的演出一般都是她做中介谈下来的。

　　后期合成没有资金

　　1998年，戴丽娜投资400万元拍了一部20集电视剧，她兼任策划 、编剧及制片人多重角色。因为缺乏经验，她在拍摄中预算严重超支。等偿还了先期的融资后，公司已经捉襟见肘。2000年底，拍摄工作完毕，片子需要后期合成，她已经没有钱了。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戴丽娜四处去跑片子的发行工作。她认为，只要片子卖了出去，就有钱进行后期的修改。然而，最初有意购买的主渠道和二渠道发行商都因为电视剧的成品片和剧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而放弃了购买。几家发行单位虽然对片子很感兴趣，但提出只有修改剧本后他们才会购买。而且，必须先看完修改完成片后再支付购片款。眼看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补拍和重新制作后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着落，戴丽娜非常着急。为了将电视剧尽快卖出去，戴丽娜决定借钱做后期。

　　谎称卖出拉来投资

　　在朋友的介绍下，戴丽娜认识了生意人张某和李某。当他们询问电视剧找到买家了没有，戴丽娜脱口而出：“已经有多家发行单位购买了。”得知戴丽娜还是该片的编剧，二人对她的话深信不疑。经过讨价还价，3人达成合作协议：由张某和李某共同投资电视剧本修改经费99万元，该剧发行后，二人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投资款30%的利息。为了让资金尽快到位，戴丽娜在合同中特意加上了某电视台已经同意收购该剧的话，并承诺对方如果投资肯定稳赚不赔。

　　由于买家还未有着落，戴丽娜迟迟不敢修改剧本。眼看着借款合同就要到期，戴丽娜一心想着只要找到签约买家，马上就可以对电视剧进行修改，电视剧卖出去后只多损失一部分违约金而已。即便做不成的话，她也会通过做别的事情获利后再还给他们。戴丽娜并没有把合同太当回事。

　　等投资人开始频繁地催款，戴丽娜仍以资金马上到位为由敷衍对方。到后来，她索性不接电话或者关机。当投资人了解到他们的钱并未用于电视剧的后期修改，他们一气之下到公安机关告发了戴丽娜。

　　固执认为败在操作

　　在看守所的每一个夜晚，戴丽娜都睁着眼睛不能入睡。她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诈骗犯？戴丽娜向记者解释说，合同是经过双方同意签订的，已经拍摄完的电视剧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自己并没有想骗他们的钱，只不过由于事情进展不顺利，拖延了还款时间。而拖延还款时间按合同规定也有补偿。

　　很长一段时间里，戴丽娜把自己的遭遇看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翻版，觉得自己败在没操作好，没安抚好投资人的因素上。如果当时多些手段稳住他们，不使他们产生被欺骗的错觉，自己就有比较宽裕的时间把电视剧卖出去，赚个好价钱。那时不仅皆大欢喜，她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赢家。所以，王侯和贼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操作。

　　认识错误没有上诉

　　在随后的一次次提讯中，警察的话语让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警察说，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最关键的两点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都会在融资的时候说尽好话，对风险问题避重就轻，而在投资电视剧这行就更是行业惯例。但法律是严肃而无情的，别人都在做的，未必就是合法的。无论你怎样操作，即使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仍然掩盖不了犯罪的事实。　

　　2003年7月，戴丽娜因合同诈骗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听到判决时，戴丽娜的脑子一片空白。不过，她并没有提起上诉。一是她觉得自己确实做错了，上诉改判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严重的失眠一直困扰着她，而在看守所里没有治疗的机会，不能服用安眠药。2004年3月，戴丽娜来到北京市女子监狱服刑。

　　别人起床她没反应

　　今日，戴丽娜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从“女作家”到“女囚”的角色转化。而刚入监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和漫长的刑期让她的心沉到了谷底。

　　2004年11月18日早，监舍大门“咣当”一声打开。服刑人员听到起床的信号后迅速穿衣叠被，只有戴丽娜没有反应。突然，她看到别人张着嘴巴，自己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由于心理压力巨大，长期睡不着觉，戴丽娜失去了听觉！

　　“我当时绝望到了极点，哇哇痛哭。”说起当时的情景，戴丽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管教干警一边积极地带她去治疗，一边通过书面语言开导她。失去听力后， 戴丽娜变得更加敏感猜疑。常常因为一些琐事，她和其他服刑人员闹起别扭。对干警的谈话，她也抱有抵触情绪。

　　每日“聊天”两大张纸

　　由于耳聋后不能打亲情电话，又担心年迈的父母担心自己，戴丽娜将心事通过纸条告诉了她所在的二分监区的孙秀兰队长。“本来那天不该是我打电话，她二话不说就把我领到了电话室。在拨通电话后，为了不让我妈妈知道实情，妈妈说一句话，孙队长就记下来写给我看。电话足足打了四十分钟，孙队长的手都酸疼了。”由于两人的默契配合，戴丽娜的母亲以为电话信号不好才断断续续的，始终不知道实情。之后，孙队长常常通过纸条的方式和戴丽娜聊天，每天都要写上满满的两大张纸。性格幽默的孙队长用她特有的语言风格鼓励戴丽娜，有时还会用激将法。每次聊天后，戴丽娜都觉得特别轻松。经过数次的开导与谈心，戴丽娜封闭的心门打开了。因治疗及时加上心情渐渐开朗，戴丽娜的左耳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右朵还听不太清楚，监狱也在继续给她进行治疗。

　　她改造热情很高

　　孙队长说，戴丽娜现在改造热情很高。

　　由于文笔好，她被分配主办分监区的区刊，同时还给全国监狱系统的各个刊物投稿。“有很多服刑人员给她写信，说看了她的文章增加了改造信心。”孙队长说，戴丽娜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考，现在已经过了四门。目前，她报考的科目有广告与消费心理学和市场调查心理学等内容，是为将来出去工作做准备的。

　　监狱洗涤了我的灵魂

　　入监后，戴丽娜的家人还给她拿来了那部电视剧的剧照，该剧在外地电视台已经播出。

　　她觉得，这个消息能减轻一点背负诈骗犯的心理负担。对于过去的罪错，戴丽娜也重新进行了总结。她说，过去虽然赚了些钱也有些名气，但隐藏在成功背后的缺点却一直没有认识到。“我表面上看来做事细心谨慎，但实际上人不谦虚又轻率，这些缺点跟出事有很直接的关系。” 戴丽娜认为，很多人犯罪都因为大脑里有个盲区。和法律盲区有所不同的是，它游走于是非之间，徘徊在对与错的边缘，人们常常于无所知觉中陷入犯罪泥潭，是监狱让她洗涤了灵魂，但毕竟这不是光荣的去处。

　　戴丽娜说，服刑期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自由和亲情的分离。她尤其愧对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来监狱探视的时候，女儿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流过一滴眼泪，而这种坚强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她说，这种愧疚将一直啃噬自己的灵魂，直至重获自由的那天。

　　据《北京晨报》

　　47岁的戴丽娜曾经头顶很多美丽的光环：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电视剧编剧、独立制片人和广告公司的老板。然而，她的人生也像她写的小说一样跌宕起伏。仅仅因为在拍摄电视剧过程中一句吹牛话，她沦落为女犯，被判入狱11年。目前，戴丽娜在北京女子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