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参加了一次文学少年营活动，回来之后，愁眉苦脸地对我说：“真是糟糕，这些孩子一个个都想当托尔斯泰，当鲁迅，天下哪有那么多的托尔斯泰和鲁迅？”

　　我便劝慰父亲，何必为这种小烦恼担忧，说大话谁不会，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成又是一回事。父亲无话可说，只是不高兴。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不高兴，他为人实在，一生都反对说大话空话。按照父亲的想法，写作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力，这就好像是人都应该识文断字，都应该能读会写。当不当托尔斯泰和鲁迅并不重要，实实在在把写作能力提高，这才是当务之急。

　　我参加的青少年文学活动也不算少，在作文大赛中当评委，为小作家们改稿子，动不动还要当面对话。面对那些有着很高志向的孩子，忍不住就会想起父亲的愁眉苦脸。父亲是个厚道人，不忍心教训孩子，心里暗自着急，我受父亲影响，对那些小托尔斯泰和小鲁迅，也只能是赔笑脸打哈哈，不敢冒犯。

　　但是这并不等于心里没有想法，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不过是惹不起他们，不想去伤害他们。李敖先生谈起当年为学生改作文，说自己本是个乐观之人，可是连改了二十本下来，就觉得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都被熏得退步。他说他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什么不同，丙和丁没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有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李敖快人快语，一刀封喉，根本不在乎孩子们会怎么想。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说老实话，我有时候也恨不得能像李敖一样发通脾气。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孩子大约是只能哄，只能鼓励，所谓哄和鼓励，其实就是欺骗。究竟是对孩子们说实话对，还是欺骗他们好，这是个扯不清的话题。你总不能说年轻人想当托尔斯泰不对，想当鲁迅不可能。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问题在于，作为能力的写作，一旦好高骛远，结果就会很严重。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写作作为一种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写作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实用性，人们好像只有为了去当大师，才写作，才从事文学活动。仿佛只有这样才有意义，才伟大，否则便是尽可能的远离，能蒙过语文老师就行，能考上大学便万事大吉。写作正在堕落成一种和赌博差不多的游戏，它被人为地拔高，揠苗助长了，变得可敬而不可亲，像僵尸一样没有血没有肉。正因为如此，恕我直言，当前青少年的写作，不是培养什么志向，而是赶快提高能力，实实在在地提高。

　　叶兆言：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