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出版了长篇新作《璩家花园》，小说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两个家庭的故事，串联起1949年至2019年的平民生活史，被称为“1949年以后的《南京传》”。

近日，现代快报记者一行跟随叶兆言行走老城南，寻访小说里涉及的评事街、九十九间半、仙鹤桥的老渡口、门西茶馆……叶兆言旧地重游，步履轻快。50年前，他高中毕业分配到南京液压件二厂，工厂就在城南，后来他回忆酷热宁静的夏夜下晚班骑车回家的情景：“半夜穿过小巷，老城南的居民全都睡在露天，我骑着自行车，就像踩着别人的梦回家。”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王凡 赵阳/视频

小说里有太多的亲历，要把真事“写得假一点”

熟读《南京传》的读者很容易将“璩家花园”当作甘家大院、胡家花园的往日重现。

在叶兆言印象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京分几块区域：一块是城南，住着南京原住民，说城南话；他居住的杨公井—大行宫一带，是外来人口的中心，也说南京话，但和城南话又不一样；新街口中央路则聚集着大院子弟，讲的是普通话。

小时候父母离家，他被保姆带回城南家中住，依稀记得，“这么大的一间房子要住两三家。”在由老宅改造的熙南里的桐月春至咖啡馆里，叶兆言比画着说。

进厂做工人的那四年，叶兆言与老城南有了更亲密的接触。1974年，叶兆言高中毕业分配到液压件二厂，工厂在雨花，从家骑车过去，大约要四十分钟。

他的很多工友，还有后来考大学时的辅导老师也都住在城南，“师兄弟们结婚，那时候条件也差，出份子每家出一两块钱，一桌菜端过来以后，大家都很自觉地把鱼留着，新郎就特地过来亲自把鱼拆一拆，不拆大家就不动。”

小说里工友们常去安乐园吃面条，这也夹杂了叶兆言的一点“私心”，“安乐园老总的弟弟是我的铁哥们、中学同学。安乐园离胡家花园也近，写起来方便。”

要说这部小说与他以往的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他过去编故事，要在假的东西里面加点真事，这样会更客观；《璩家花园》则有太多的亲历，有太多身边所发生的往事，他要把这些真事“写得假一点”。

小说开头1970年，费教授落实政策一次性补发了7000块钱工资，这就是叶兆言家的事。七十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去领补发的工资，背了一书包钱回来。当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人民币，最高面额是十块，消息不胫而走，从此便有人跑到家中来诉苦借钱，父亲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像记歌谱一样记着账，谁谁借了多少钱。

“这些钱最后会不会还很难说，可以说大都没有还，父亲也不在乎。借十块钱的这个人，说想给小孩买张床，等到他来还钱的时候，儿子已经结婚了，我妈开玩笑说不要还了，就当给孩子结婚的礼钱。这些都是真事。”

用一连串故事缝补“1949年以后的《南京传》”

叶兆言觉得，一直以来，他被“民国”的标签给定性了，其实他现有的14部长篇，一半写民国，另一半无关民国。

《南京传》从三国写到民国，写完以后，他一直想写一部“1949年以后的《南京传》”。怎么写是个大问题，因此这部长篇酝酿已久。最初的名字是《缝纫机，蝴蝶牌》，这是父辈的记忆，“它曾经是中国妇女很重要的陪嫁”。设想中，是用缝纫机这个意象，来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把一连串的事件给缝补起来。

“缝纫机的历史很有意思，中国所有的缝纫机用了一张美国图纸，最初取名叫‘无敌牌’，1949年以后，改了名字，变成了‘蝴蝶牌’，因为吴语里面‘无敌’和‘蝴蝶’同音。”

《璩家花园》从1949年写到2019年，跨越70年，是叶兆言现有长篇里体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但作者并没有从头讲起，也没有从璩家花园最辉煌的时候讲起，小说开篇从1970年切入，故事涉及的最早时间则是1954年，当时璩家已经衰败。“顺时针写，像电视剧一样，我不喜欢。”叶兆言说，“其实我们阅读历史也是这样的，也是回头看看，又往前看看。”

书中的两位璩家后人从未见过璩家花园真正富贵风流的鼎盛样子。主人公璩天井在工厂里做了一辈子钳工，叶兆言将自己四年的钳工经历融入了这个角色中，“我一个特别好的师兄弟，他对一个女孩有了兴趣，我看着他从不敢追求，到追求，到追求成，然后结婚。结婚以后住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新婚的人有自己的房子，很不错的。他太太后来去世了，他帮着女儿带小孩，小孩越来越大，不需要他了，他回到过去生活的房子里面。几十年以后回到过去的生活，我们可能觉得非常难，他很坦然。”这个真实事件成为《璩家花园》的人物故事主线。

但叶兆言实在不忍心让天井回到连个厕所都没有的地方去，于是他给璩家花园的老房子做了一点改造，加装了一个两平方米的卫生间。“我认为生活在这儿的人，只要稍微聪明一点的，他肯定会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确实能做到，我做过工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我结婚的时候，在中央路也住过这样一间房子，没有洗澡设施，我就用一个三通，一个管子套着水龙头，另外一个管子放到热水瓶里，冷热交流之后，就可洗热水淋浴。当时我太太和丈母娘看了都觉得真了不起。我在汪曾祺家里也看到过这套设施。冬天洗澡可以去浴室，夏天就没法洗。天天坐盆里洗澡，我接受不了。”

小说里每个人的出生年月，叶兆言都是“横算竖算，做了精心设计”的。天井生于1954年，在叶兆言记忆中，这批人特别幸运，初中毕业之后就进了工厂。那个年代，城里的年轻人，如能不上山下乡，留在城市，很是了不得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下了乡，做了农民。恢复高考以后，有个规定，工作满5年可以带薪读书，生于1954年的这批人，已经工作了几年，又能够享受到这项福利。

而费教授究竟应该是1893年还是1894年出生，有两个不同的符号记忆，“1894年跟我祖父同年，我写得就很顺手，1893年是毛主席的诞生年份，”怎么考虑这些问题，在叶兆言看来很有意思，“如果太随意了，往后写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对不上。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会发现每条线都是严丝合缝。”

祖宗阁、山河图、日记本

往昔岁月里，有费教授与天井母亲江慕莲的“才子佳人故事”，有李择佳与天井父亲民有有缘无分的爱情……书里许许多多的真人真事，唯独天井是理想化的。“他做钳工做了一辈子，爱一个女孩爱了一辈子。懦弱不重要，不成功也不重要，一个人爱有着落，就是最幸福的。”叶兆言说。

小说开篇，“祖宗阁：天井混沌初开”，16岁少年天井在祖宗阁上窥视下方。叶兆言很喜欢“祖宗阁”这个意象，“平时藏起来，束之高阁，你以为他（祖宗）没用，他还是在上面看着你。”

“用祖宗的眼光看下来，意味深长。比如在上俄语班的时候，俄语上的问题解决不了，互相用英语来解决，很荒诞却又很真实，当事者也不觉得荒唐，不觉得是一帮学英语的人在那弄俄语。天井父亲民有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是个很烂的身份，学的又是英文，没什么用武之地，因为跟人翻译过一本俄语书，他就混成了俄语教师，可以有碗饭吃。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东西又没用了。”叶兆言说。

小说里费教授和胡教授因为政协委员身份一同参与内蒙古考察。从内蒙古回南京后，他们便赶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风波，费教授收到了胡教授手抄的阳腔目连戏《救母》中的一折《山河图》，这构成了第六章的第七节。叶兆言将这长长的折子戏整本录入，占了整整15页。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跳过去不读，但对叶兆言来说，这段戏文至关重要：

“它讲的是地狱救母的故事，主角罗卜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开斋，破了一点戒，死后要下饿鬼地狱。为了这么一点小罪，他要上刀山下火海，求别人帮母亲脱罪，苦苦哀求，求而不得，难以自己把握命运。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是所有的唱词都是用喜剧的形式来写。”

费教授视为生命的日记被小偷当作赃物东一本西一本地扔到垃圾桶了，叶兆言说，这也是一个隐喻。

诗人西川曾言：“如果放在古代，叶兆言大概是一个修史官。但与司马迁创作《史记》一样，叶兆言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述，他背负着一份‘大记忆’，同时又有自己的价值观，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由此诞生。”

“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出版的问题，我都一墙的书了，少一本也没什么关系，女儿手上有一本爸爸还没发表过的东西也挺好的。”叶兆言将自己半生的亲历、三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融合在这部“留给女儿的书”里，讲述了一个漫长的人生故事。小说被称为“1949年之后的《南京传》”，但正如《南京传》是以南京为窗口讲述中国历史，《璩家花园》也不仅仅是关于南京的故事，而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关乎中国命运的故事。

小说亦有悬置留白的未解之谜，叶兆言认为，“那些没交代结局的故事，不知道结局就对了，好多东西我自己没搞明白，不是我没搞明白，是历史也搞不明白。我想描写时代记忆，真相如何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