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读本”书系·《牛顿新传》的译者万兆元，因“结识牛顿”而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2008年4月，万兆元为《牛顿新传》写的译后记他至今保存着。“校改完《牛顿》译稿的最后一行文字，电脑上的时钟显示已近零点。又一个不眠的午夜！回顾近一年来的翻译历程，几多艰辛，几多欣慰，几多感激。”当时的万兆元还不知道，这本书的翻译，开启了他全新的学术生涯。

本是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他，当年为翻译这本书接触科学史研究，使得《牛顿新传》成为了科学史译著中的佳作。也因牛顿的“牵线”，万兆元后来跨界考取了《牛顿新传》作者、英国著名牛顿研究专家罗布·艾利夫教授的博士生，研究科学思想史，并于2019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从事牛顿研究、科学与宗教的研究。

这样勇于挑战自我的“跨界”，在今天看来是最好的拒绝“躺平”之姿，对当下的青年人在人生道路抉择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

翻译《牛顿新传》源于误解

读品：了解到您的经历以后，我感到十分传奇，一切因《牛顿新传》的翻译而起。最初是因怎样的机缘接触到这项翻译工作？

万兆元：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7年左右，译林出版社刚刚引进“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我在南京大学英语专业读硕士时的导师柯平教授推荐我来做译者。当时译林出版社的於梅编辑给我发来了一个书单，让我选一本。我为什么选择《牛顿新传》呢？因为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本身自带光环。还有，我当时在看书稿的时候只看了开头，以为这本书是一个偏向生活类的传记，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的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这次翻译源于一个美丽的误解。

读品：以您当时的知识背景来说，翻译这本书的难度在哪里？吸引力又在哪里？

万兆元：翻译这本书的难度一方面在于，这本书不仅仅涉及牛顿的生平，还涉及牛顿在数学、微积分、力学、光学，还有神学、炼金术（化学）等不同领域的探索和发现。另一方面是语言上的难度，作者罗布·艾利夫教授的行文虽不敢说艰深难懂，但简略浓缩，学术味很浓，而且多处利用、引用牛顿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原文——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翻译这本不厚的大家小书我整整花了一年时间。

这本书本身是很有吸引力的，它讲了一个历史上更为真实的牛顿，颠覆了我们中国人传统印象中的牛顿。牛顿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到了晚年才转向神学。他青年时期就在研究神学，终生乐此不疲。从数字来看，牛顿神学手稿的字数也要多于科学手稿的字数。牛顿本人甚至认为他在神学上的研究和发现，其意义要大于他在科学上的发现。在牛顿看来，科学和神学并不冲突：神学家在研究圣经这本书，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这本书，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位。这就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多面的、丰富的、貌似矛盾而实则不然的牛顿的形象。

翻译的吸引力也正是在这里。我相信翻译出来对于中国的读者是有帮助的。一个译者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莫过于他知道翻译的书是对别人有用的。

从英语教师跨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者

读品：您后来考取了《牛顿新传》作者、英国教授罗布·艾利夫的博士生，并于2019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进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这一段经历请您分享一下。

万兆元：我在高校工作，原本想好继续攻读翻译学的博士，但是翻译完《牛顿新传》后，产生了研究科学与宗教这一主题的想法。其实当时我对科学与宗教的了解非常少，但我有一个直觉，这个选题比读翻译学博士的意义更大，我就以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做了选择。

借着参加研讨会的机会，我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请教，他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他鼓励了我。后来我向国内和国外多位教授联系，《牛顿新传》的作者罗布·艾利夫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给他写信，介绍自己是《牛顿新传》的译者，并说我的研究题目来自他书的启发。他回信表示同意，欢迎我报考他的博士生。他后来还告诉我：“听出版社说，你翻译得不错。”

读品：这一跨界，您就从英语教师变成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者。

万兆元：是的。我2012年去英国留学，先是在萨塞克斯大学读了两年——当时艾利夫教授在那里担任思想史教授。这中间还有一个换题目的插曲。我本是冲着研究牛顿思想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去的，但是导师给了我一个炸弹级的建议，他说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从全球视角来看，非西方语境的科学与宗教关系亟需加强研究，因此建议我研究中国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关系。

我做了一些文献梳理之后，觉得做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不仅更适合我，而且非常有必要。从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段时间被一些中国思想史专家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期，其间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就是康有为。于是我决定以康有为为中心来研究这一转型时期的科学与宗教关系。

为了弥补我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知识的不足，我2014—2015年申请从萨塞克斯大学休学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很荣幸地得到了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的指导。

等到我2016年复学时，艾利夫教授已赴牛津大学担任科学史讲席教授。于是我转学到牛津大学，在那里又跟随导师读了三年博士，2019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虽然牛顿研究没有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但是牛顿研究我一直在做，研究牛顿《原理》的中译历史、牛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牛顿形象在中国的演变。

牛顿是一位伟大而平凡的科学家

读品：多数人对牛顿的了解局限于“万有引力”的发现，在您眼中，牛顿是怎样的一个人？

万兆元：牛顿是一位伟大而平凡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现，他也有我们平常人所具备的喜怒哀乐，以及在性格方面、人格方面、道德方面有一些瑕疵，事实上他是一个多面的人。

牛顿从小性格孤僻，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三岁的时候母亲改嫁，把他扔给了外婆。他上学的时候因为性格孤僻不讨同学们的喜欢，成绩一开始也并不好，后来受到了嘲笑，和同学打了一架，牛顿开始发愤图强，学习成绩一下名列前茅。

牛顿的学习也中断过。牛顿的家庭在当地是个小地主，中学还没念完，牛顿的母亲就让儿子回家去放羊。后来对牛顿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他剑桥毕业的舅舅，他劝说牛顿母亲继续让牛顿去读书，中学的校长也来劝说，牛顿才又去把中学读完了，这样才有了后来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和工作的牛顿。

读品：牛顿之所以变成牛顿，是不是跟他的童年很有关系？

万兆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了童年的这些磨难，牛顿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牛顿爸爸和叔叔都没怎么读过书。而牛顿的妈妈这边，文化水平很高。假如说牛顿不是遗腹子，而是由他的父亲抚养，如果他不被扔到外婆那里，不被舅舅影响，那又是怎样的局面？

可以肯定的是，童年生活和牛顿后来的人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造成了他孤僻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许还造成了他的固执专注。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全力以赴做好，这一点在牛顿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他如痴如狂地做光学实验，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危险实验，差点弄瞎了一只眼睛。

他发表光学论文以后，又全力以赴投入到神学和炼金术研究。再后来，他一下又投入到力学的研究，最后在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就写完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专注力是他除自身的天赋之外，收获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牛顿的一生，与真理为友

读品：有一个画面我很好奇，当您坐在剑桥大学著名的牛顿苹果树下时，是怎样的场景？

万兆元：牛顿的苹果是科学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传说牛顿因看到自家庄园里苹果从树上坠落而产生万有引力的灵感，那棵苹果树也因此而声名大振。事实上我并没有去看过牛顿家乡的那棵苹果树。

尽管苹果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难验证真伪。牛顿年轻的时候，这个传奇故事从来没有流传开来，一直到了牛顿晚年和去世后，这个故事才流传开来，成了科学史上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

我对研究牛顿是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是敬仰，越了解牛顿，就越发现他的思想的深邃和伟大。第二，是感激，翻译和研究牛顿的思想，让我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和饭碗。第三，是渺小。这让我想起我女儿（她今年刚成为美术专业的本科生）给我描摹的一幅牛顿像，和牛顿其他画像也挺像的，但是嘴角多了一丝蔑笑，仿佛牛顿在嘲笑我这个研究者的不自量力。

我把这幅画像装裱了之后，选出了一句牛顿的名言附在上面：“要与柏拉图为友，要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觉得这句话实际上体现了牛顿的一生。

读品：可以说您的人生是因为牛顿而发生了改变，如今您怎么看待自己当初的跨界？

万兆元：我们现在学术研究的分界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有的时候需要跳出来，稍稍跨界，是会有意外收获的。跨界可以激发思想，转换新的视角，同时在本领域的一些训练可以成为你跨界之后的优势。比如学语言对我的跨界帮助很大。

另一方面，人生做一些决定特别是重大决定的时候，不能光从当下来看，而要从未来的视角看。也就是说我当下这个决定，等5年、10年，甚至更久之后，我再回看时会不会后悔，然后再做决定。这样的决定往往在当下看来是更具有挑战性的，但是未来的视角会给予你更大的动力和决心来执行这个决定。

万兆元

甘肃会宁人，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思想史（牛顿研究、科学与宗教）。出版专著Science and the Confucian Religion of Kang Youwei: China before the Conflict Thesis (Brill, 2022)，出版《牛顿新传》《寻找意义》《合作纪律》《童年的秘密》等10多部译著，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论文30多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牛顿科学方法论文献编译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