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岳英灵集》到《全唐诗》，再到《全唐五代诗》，不断完备，后出转精的唐诗总集构成了一支悠长而独特的江苏文脉，其中隐藏着许多秘密，更蕴藉着许多坚守与信念。

去年夏天，动画片《长安三万里》上映，掀起了一股“唐诗热”，听说是高适与李白交往的故事，因此想到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他的《高适年谱》和《诗仙李白之谜》是创见迭出的学术名著。秋天的时候，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庆祝成立40周年，举办“《周勋初文集》与传统文史之学研讨会”，我也得以重温凤凰出版社新版《周勋初文集》中的这两本书。史料记载高适与杜甫的交往比李白多，后来李白随永王璘起兵，兵败系于浔阳狱中。当时驻节扬州，负责平定永王叛乱的淮南节度使高适也没有伸出援手。今年春节回扬州家中，望见大明寺的栖灵塔，想到李白、高适都曾登上此塔留下诗篇，于是便在手机上看了影片，这才发现，正是历史上不存在的事情给了影片虚构的机会——让高适讲述自己与李白之间的隐秘。

人们满足于文学虚构，因为能在其中观照自己，还会迷恋于细节的真实。比如影片中李白初遇高适时，李白的马上驮着的一只布包的方匣子。他告诉高适这是他朋友吴指南的遗骨，要安葬到黄鹤楼畔。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说他和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楚地，吴病死途中，被他葬于洞庭湖畔。金陵游历数年，他又回来用刀剔去吴的筋肉，“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向人借钱葬于鄂城（今湖北鄂州）之东。勋初师在《诗仙李白之谜》中考证李白早年生于碎叶，其家族受到西突厥文化的影响；入蜀后又与蛮族杂居，这两个民族都有二次捡骨的丧葬风俗，所以李白才有剔骨葬友的举动。再如影片中以唐诗作为抒情素材，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共鸣。其中一个细节是高适在军帐的案头翻阅一本名为《河岳英灵集》的书，片尾他又和侍童讨论杜甫的诗为何没有收入其中。这是唐代丹阳（今江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收入开元、天宝年间二十四位诗人二百三十四首诗歌，其中就有高适的诗。所以，唐代诗人的作品在他生前就可能被收入各种选集，就像我们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一样。

不过，唐人读到的唐诗都是抄本，我们读到的大都是宋人的刻本。到了明朝，有人开始汇刻唐代诗集，比如《唐百家诗集》《唐诗二十六家》《中唐十二家诗》《唐诗纪》等等，这些书大多编刻于苏州、南京一带。明末清初又出现了编纂全唐诗的壮举。一是浙江海盐人胡震亨（1569—1645，字孝辕，号遯叟）编的《唐音统签》，计一千零三十三卷；一是江苏泰兴人季振宜（1630—？，字诜兮，号沧苇）编的《全唐诗》计七百七十七卷。大家公认这两部书是今天最为流行的清康熙《御制全唐诗》的编纂稿本和参考文本，但这个常识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直到勋初师手上才彻底破解。

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曰：

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参互校勘，搜补缺遗。

曹寅《〈御制全唐诗〉进书表》曰：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

乾隆年间编写《四库全书总目》，其《御制全唐诗》“提要”曰：

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具规模，然尚多舛漏。是编秉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

上述“所有全唐诗”和“内府所藏全唐诗集”是指皇家图书馆中所藏各种唐人诗集，还是指一部不知谁编的《全唐诗》呢？直到清帝逊位后，学者可以进入故宫图书馆看书，才发现这是季振宜编的《全唐诗》。但是康熙帝用季书为稿本，为何不提季氏姓名？而《四库》馆臣写“提要”时，为何又改口说用胡书为稿本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隐秘。

上世纪70年代末，勋初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发现季振宜《全唐诗》书稿，精心阅读半个多月，又根据明清档案中曹寅奏折等史料，写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揭开了隐秘：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就想用季氏的书稿作为底稿加工成《御制全唐诗》。四十四年，他将季氏书稿颁发给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组织翰林学士彭定求（1645—1719，苏州人）等十人在扬州天宁寺设立诗局，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已于康熙二十年左右刊刻流行，所以康熙帝不必颁发，只命词臣参校胡书。四十四年四月，作《御制全唐诗序》，自称“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所以，正是有了季书做底稿，曹寅等只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到康熙四十六年就刻成全书。而他们之所以掠人之美且掩盖事实，是因为政治上的忌讳，即季氏的《全唐诗》是在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唐诗纪事》的基础上编纂的。季氏《唐诗叙》中说钱谦益曾根据明代吴琯等所编《唐诗纪》，“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但没有完成，自己从钱氏族孙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手上得到半残之稿，再加增补。由于钱谦益为南明降臣，辞官回乡后又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乾隆帝将他列为贰臣，禁毁其书，因而连带季氏的书遭受沉湮。

存世的季氏《全唐诗》稿本有三种，勋初师另有《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一文专作考述。抗战期间张元济、郑振铎等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寇占领的上海为国民政府抢救古籍。1941年从民间购得季氏《全唐诗》的草稿本，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季氏的誊清本后来可能由顾炎武的外甥、内阁学士徐乾学（1631—1694，江苏昆山人）购得呈进内府，此即《御制全唐诗》的稿本，上面既有季氏的手迹，又有扬州诗局词臣们的手迹。后来流入民间，清末时被群碧楼主人邓邦述（1868—1938，南京人）收藏，1940年被郑振铎购得，现藏国家图书馆。《全唐诗》编成后，扬州诗局将季氏的稿本重誊一份呈进，题为《御定全唐诗》，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2009年，扬州广陵书社线装影印扬州诗局《御制全唐诗》初刻本，以勋初师《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为序，发行一百五十套珍藏版，向人们呈现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的精品。2011年，勋初师将书社赠他的一套捐给了南京大学文学院。

《全唐诗》成书已有三百多年，它为后人整理和研究唐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成书的过程也告诉我们，唐诗的收集、整理是一个需要许多学者不断接力的工作。汉字中的“全”有两个写法，一作“公式 ”，指完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从工者，如巧者之制造必完好也。”一作“全”，指颜色纯粹的玉，段玉裁引《周礼·考工记》“天子用全”为证。就完全而言，《全唐诗》以传世的唐诗文献为主，而刊行之后，清代学者朱彝尊就开列了《全唐诗未备书目》达149种。而对非唐诗文献如史传、小说、诗话、方志、佛道文献、域外汉籍；出土文献、文物如题壁、墓志、敦煌遗书、唐窑瓷器等更是缺乏搜集。比如韦庄反映唐末战乱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在他生前就禁止家人编入集中，其抄本被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后应王国维先生要求，从巴黎图书馆抄录寄回，这才重见于世。所以唐诗的补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就纯粹而言，无论抄本还是刻本中都有文字的差异或讹误。2019年春天，我和几位朋友陪同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观看敦煌经卷，见到唐抄“皇帝侍文李白”的诗卷，《黄鹤楼送孟浩然下惟扬》中“孤帆远影碧空尽”一句就写成“孤帆远暎绿山尽”。还有将宋元人的诗误收为唐诗的。我的另一位老师莫砺锋先生写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考订张旭的《桃花溪》原是宋代书法家蔡襄的诗。即便是现代学者们补辑《全唐诗》的著作，也有将王安石和欧阳修的诗误收为张旭的。所以唐诗的考订是不断深入的工作。

三百多年来，古今中外的学者补辑、考订《全唐诗》的论著层出不穷，硕果累累。上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倡议编修一部新的《全唐诗》。1993年，受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委托，勋初师与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先生联合高校和学界唐诗研究的力量，共同主编《全唐五代诗》，在综合前人成果、搜集新材料、考订校勘等方面更为完备，后出转精，收录诗人、诗歌均大幅增加。初盛唐部分已于201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晚唐部分即将告竣。

钱牧斋有一座藏书丰富的绛云楼，顺治七年冬天的某个夜晚，他的幼女与奶妈在楼上嬉戏，打翻了火烛，藏书遂付之一炬。钱氏将残存的书籍交付给钱曾，所幸《唐诗纪事》的残稿也在其中。钱曾有述古堂藏书，他将重复收藏的宋版书售与季振宜（《述古堂藏书自序》），此稿当在出售之列。季振宜编有《季沧苇藏书目》，嘉庆年间苏州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整理刊刻此书，书目下凡注有“牧翁题跋”处，“牧”字皆代以墨钉，由此可知季振宜所购书中，有钱谦益的旧藏；亦可见乾嘉时期对钱氏的文字禁毁甚严。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善本书目解题的名著。他在宋刊《高常侍集》的影摹本解题中感叹自己“抱断编残简，栖迟于鱼蠹之中，闲房良夜，静言思之，吾家典籍，异日不知传于何人”，从我们这些异日之人看来，这样的抱持与栖迟，正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