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文世界的写作者中，吕晓宇的身份和经历颇为特殊。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他曾任职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事冲突协调和国际发展的工作，还多次深入战地一线收集资料……这些经历都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成为他非虚构写作的素材。
在《利马之梦》中，吕晓宇记录了他2016年进入秘鲁前总统托莱多的竞选团队的故事，这让他对政治和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愈发确认“介入”和“到现场”的意义。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唯一能有的空间在于行动，那种本能上对知行不一的抵制才是人性所在。”
以留学生活为基础的小说《水下之人》，则带有更多科幻色彩。未来的某天，一场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和所有人的生活。2069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时，发现了中国青年L的手记。L生长于20世纪末，亲身参与了大战，这场战争也无可避免地改变了L的生活。“我”试图通过手记勾勒出L的一生并了解大战前后的历史。小说以现在（2069年—2075年）和过去（2014年—2015年）两条并行的时间线交织叙事，融合口述、访谈、新闻报道等多种文体形式，展现21世纪世界青年一代的境况。
吕晓宇表示，《水下之人》中的“战争”实际上是个隐喻，隐喻所有可能对个体产生根本性冲击的事件或进程。之所以采取以未来讨论当代的方式，是因为“拉开时间距离，讨论某些问题，更容易被接受”。
2023年末的多个文学榜单上都出现了《水下之人》这本书，吕晓宇也频频被评论家和文学编辑提及，与这个名字一同出现的，还有类似“国际视野”的评价。吕晓宇坦言，他的书写都基于个人亲身经历，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国际视野”。与此同时，在他看来，还有很多普通中国人的全球经验没有得到充分书写，这也是他在日后写作将涉及的题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受访者供图
拉开时间距离讨论问题，更容易被接受
读品：《水下之人》是你的第一部虚构作品，怎样的契机让你写下这部小说？
吕晓宇：在2010年到2019年将近十年时间中，我一直在外留学，想记录这段经历，又不想单纯地写一部基于留学生身份的作品。2020年初，我看了一些留学时写的日记，其中有着对未来和世界的想象和憧憬，但我其后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某种崩塌。所以写下了这部带有总结和缅怀双重意味的作品。
抛开虚构或非虚构，更重要的是用“未来”书写当下，而不是用“当代”写当代。拉开时间距离，讨论某些问题，更容易被接受。小说的整体设定围绕着不远的未来有一场宏大的战争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战争的设定只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留白，容纳某个能改变世界结构和人们思维方式的事情，形成断代感。“战争”可以不是具体的战争，甚至不是我们想象的战争。战争隐喻着一个巨大的事件或进程，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会对个体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读品：你曾提及在学术研究中体会到的文本和现实的割裂，《利马之梦》《水下之人》是否是弥补割裂的一种尝试：书写更贴近当下现实、更具“介入感”的文本。《水下之人》中的人物不管是从政或从事文艺类工作，都在积极地介入现实，企图通过实践传达某种理念或改变某些东西，这是否也代表了你对自身或你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希冀？
吕晓宇：“介入感”很准确。《水下之人》或《利马之梦》中，“介入”的身段或姿态都很重要。我希望通过书写告诉读者“介入”的可能，而书写本身是退而求其次的介入方式。尽管《利马之梦》反思了“到现场”的意义，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还是要“到现场”和“肉身介
入”，这远比坐在书斋里或从现场回来之后反思更为重要。
我有点抵触“一代人”这种说法，很难说某一代人有多么不一样的状态。鲁迅先生曾寄希望于青年人，后来在《而已集》中说，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说对某一代人有什么希冀。论及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代际和阶层之间的串联，是要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只是提供承担一个知识高点的作用，更要完成在不同领域间游走和串联的作用，这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一点。没有发挥出这种串联感，很难形成真正的行动力。
对差异有足够的认知，才有真正的包容
读品：协助秘鲁前总统进行大选、深入战地一线、供职于联合国……这些经历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吕晓宇：我确信了自己想要怎样的生存方式，希望在写作和实践中体验“意外”和“陌生”。当体验的阈值被拉高，一旦丢失这种体验，很难有向前的动力。如果每天重复习惯的事情和面对熟悉的事物，会容易疲惫。唯一不产生厌倦的方式，就是寻找足够陌生或足够唐突的地方。“拥抱陌生”成了一种近乎生存方式的选择，而非价值或立场的选择——为了活着我才这样，而不是为了追求某个东西。我也充分意识到这不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在重复中，仍然能感受到生命给予的活力和期许，那也是幸福的。
读品：小说中多处体现了你对“跨越边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民族、国家、政体之间差异与边界，在你看来都是无法真正跨越的吗？
吕晓宇：存在绝对边界或绝对他者并非悲观的立场。一个外国人到达某个国家，很快表现出理解和互通，多数情况下是傲慢的。对边界有足够的理解和认知，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包容性的共存。匆忙想象边界的消融，可能更多地带来的是冲突而非理解。欧洲迅速地想象边界的消融和多元主义的实现，但当事态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时，他们就迅速宣布了多元主义的失败。
2023年5月，我在英国和欧陆完成了近两周的会议和走访，最大感受是中西之间存在很大认知偏差。这种偏差基于我们都觉得彼此间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事实上恰恰相反，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之前发展的基础基于期待更多的“共同”，那么现在需要承认，哪怕存在越来越多“不同”，共同交流和相互促进也是可能的。
读品：请谈谈你对“国际视野中的中文写作”这个话题的看法。你希望自己的写作为读者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思考和认知？
吕晓宇：写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脱作者的经历，但我觉得诚实的写作理应与亲身经历有关或从亲身经历出发。所谓“国际视野”是与亲身经历有关，我写不了不熟悉的内容。
在我看来，所谓的“国际视野”并不是精英立场。大量中国人拥有他们的全球经验，这些经验却很少被书写。我所说的中国人并不是去海外拥有高收入工作或留学的这一批人，他们反而是相对较封闭或数量较少的群体。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还有一批因打工、国际婚姻或驻外等原因出国的中国人，目的地也不完全是英美等国家，此外还包括不同国家的华人华侨群体。这是一个庞大的华人网络，选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经验书写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全球史。比如我在叙利亚遇见的浙商、闽商等，他们并不是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但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全球流动网络和经验——一种由下至上的具有草根感和冒险性的经验。他们的经历很值得书写，他们呈现的国际视野不同于我们之前对国际视野的想象，不是以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或一个留学生的视角来写。我有一些访谈资料，还没想好以怎样的形式来呈现，他们展现出的某种精神特质让我觉得很迷人。
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被讨论得太少
读品：“（冲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溢出效应，在特定的场域、特定的国家出现了这样一种冲突，已经蔓延到了我们之前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场域。”请谈谈这种“溢出”的具体表现和后果。
吕晓宇：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武装冲突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在，无论是从情感还是地缘距离的角度来说，冲突都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紧迫。身处冲突地区，我有两个突出感受：其一是很多人，特别是普通人，从没有想过战争在有生之年爆发；其二是他们从没有想过战争爆发后会持续这么久。我不相信这些普通人对周围事件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弱于我们，只是任何普通人都缺乏处置战争的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此外，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冲突的扩展和延伸，看不到解决冲突的途径或秩序的诞生，这就是“溢出感”。战争的溢出性或扩张性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目前讨论战争的方式也奇怪。最应该讨论的是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但我们讨论战争时，很大程度上在讨论战略、地缘、大局观，战争变得抽象，变得离普通人的生活体验遥远。实际上，普通人最需要了解的是战争对个体的意义，才能明确个人的立场和决定，但这恰恰很少被论及。讨论和平与冲突的另一个矛盾之处是，唯一能让人们真正触及这些问题核心的方式是“经历”，但这种经历对个体的冲击和付出的代价太大。留在和平世界中，即便对冲突的想象是错误的，也好过经历战争后形成更深刻的认知。
读品：这些年你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你如何评价当前各国普通民众认知国际事务的水平和素养？
吕晓宇：单论水平和素养，各国差不多。无论身处怎样的新闻环境，每个人都在信息茧房中。我与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聊天，发现他们的立场和收集的信息也非常固定和有限，无论属于哪个政治谱系，接受的信息都在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这不涉及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国民，而与当下的传播环境和获取信息的方式相关，也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于获取最熟悉或容易接受的东西。
在媒介如此发达的当下，了解某个事情不同方面的信息反而变得困难了。普通人了解战争，存在壁垒和难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有大量未经加工的来自现场的信息，普通人难以判断真假；另一方面，经过采集和编辑的信息或报道，越来越陷入既有的陈旧的立场中。两方都没办法给普通读者更好的信息通道或者出路。
读品：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的学者，请为想深入了解国际政治的读者推荐一些书。
吕晓宇：现有的国际关系类的书籍能否有效帮助读者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我的专业训练都很难判断。与其推荐书单，不如推荐一种进入方式。读者可以从感兴趣的事件或人物出发，搜集资料、深入挖掘，进入某个场域的阅读中，自然带出更多知识点。这是一个读者自己形成知识网络的挖掘式的过程。重要的是，不要认为理解国际事件的门槛很高，厘清国际事件与梳理八卦事件的方法差不多。基于这种方法，读者会形成知识网络，找到知识性群体。现在很多独立的知识性群体提供的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准确性，不亚于学术性团体，读者只需要依照兴趣找到他们。
吕晓宇
1991年生，湖北武汉人，青年作家、学者，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联合国。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是国际冲突与和平。2022—2023博古睿学者。长期进行评论和写作，出版有《利马之梦：晓宇的拉美笔记》《水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