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宿白，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乃至金石篆刻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2016年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时，宿白先生已经94岁高龄，两年后，他在北京辞世。

据说宿白老先生早年随徐悲鸿学过画，所有他带过的学生，都记得他在课堂上吓人的作画能力，为了给学生讲解古代建筑，他可以马上在黑板上画出该建筑的正视图、侧视图以及俯视图，下笔毫不犹豫，复杂的建筑图形，似乎可以在他脑中自行分解。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严，每节课都结实得如压缩饼干一般，满满干货，学生要全程奋笔疾书才能追上知识点，尤其是老师开始作画，更要马不停蹄模仿，才能记录下重要建筑的结构要素。

在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中，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杰出的图形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于一个有志于田野考古的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云冈石窟密密麻麻的佛龛、漫天神佛，宿白先生迅捷白描，留下了充分而详实的一手图形记录资料。

作为新中国的考古先驱，早在建国之初宿白先生便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撰写发掘报告，只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但宿白文献功底深厚，除了记录现象，更能借物以追索，对墓葬所代表的社会历史时期进行了大量还原。

对于考古学界来说，白沙宋墓，不只是一次发掘，更为中国考古事业形成了一套打样式的方法论范式：如何确定墓葬年代、墓主人地位、如何从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等习俗，再现当时宋人的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次考古，都不是一个单点，它折射的都是社会的某个切面，并携带着大量可以纵横交错、互相印证的信息，在验证我们已知的历史世界的同时，也弥补着我们未知历史世界的空白。发表近70年，《白沙宋墓》至今依然没有过时。

宿白与云冈的缘分更为奇妙，学生时代，宿白便去过云冈，用惊叹的眼光凝视过那里的大佛，那个时候他不会想到，未来自己竟然会成为“云冈学”在中国的奠基人。1947年，已经成为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的宿白，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的时候，无意中从《永乐大典》的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原碑实物早已杳无踪迹。通读碑文后，他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中写到的西周武州山，就是他曾经伫足凝视的云冈。

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从这篇文献开始，顺藤摸瓜展开了对石窟寺的研究，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在敦煌石窟，留有一尊石刻，上面镌刻着陈寅恪先生的那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因为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和经卷早年散落世界，导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殊不知，学界还流传着类似的一句话：“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研究在日本。”——1938年至1944年，日军占领晋北期间，以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在云冈石窟先后调查了7次，写出16卷考古学研究报告。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里，关于云冈的研究，一直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虽然陈垣、梁思成等中国学者也考察过云冈石窟，但都是局部调研，并未进行系统性研究，直到宿白从碑文中解密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谜团，填补了文献空白，并以此为切入口，多次实地考察，厘清云冈石窟开凿分期的脉络，中国的云冈研究才取得重大突破。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丈余，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在今日读宿白先生，亦像是借来他老人家一双巨眼，一眼观古代文献，一眼察眼前遗迹，古今相鉴，在历史和现实中往复穿梭。

也许你要问：这样学术性的专著，考古学的门外汉能看吗？看了又有何益？

有的。因为文明，往往亦是身在此山中便不识其真面目的，要看清文明的形状，我们有时候，急需一副带着专业角度的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