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去年读了一本谈母女关系的书，是日本精神分析学家斋藤环与五位女性名人（田房永子、角田光代、萩尾望都、信田小夜子、水无田气流）关于“母女关系”话题的对谈集，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热爱文学的读者，随口就能举出不少当代作品中典型的中国母女关系，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王安忆的《长恨歌》、苏童的《妇女生活》，等等。在我们专栏中谈过的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中，新型的母女关系书写也不胜枚举。例如金惠珍的《关于女儿》、金草叶的《馆内失踪》、金爱烂的《刀痕》、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等等。如果没有阅读这本《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我差点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所举出的文学范例中，母女关系大多是消极和紧张的，而不是纯爱的、无瑕的、温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漫画家田房永子谈到了母爱与控制的关系，强势的母亲期待在女儿身上找回掌控的感觉。尤其是她谈到对于发型的规范，让我想到许鞍华的电影《客途秋恨》，母亲觉得母女不烫一个发型就不像一家人，女儿认为就算烫成一个发型又怎样，母女根本不会有一条心。和母亲的斗争与告别，意味着痛苦的成人仪式，田房永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好坏来定义，而是只能用“搁置”来描述。斋藤点出了一个关键：“在有问题的母女关系里，男性的偷懒往往是终极怪兽……母亲被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认为女儿是她活着的唯一动力，多半是由于丈夫在夫妻关系的维系中做了逃兵。”渴望父亲援助的田房回应说：“刚开始他两边都不得罪，后来还是站在了母亲那一边，而不是我。”田房埋怨父亲的决策和“偷懒”的指控有点意思，但对这个问题谈得更深邃幽微的，还是作家角田光代的发现。角田光代提到一位名叫山本文子的美食博主谈及的逸闻，说自己有一次参加女儿小学的家长会，老师对家长们说：“请大家轮流说出自己喜欢孩子的地方。”然后所有男孩子的母亲说的都是肯定回答，比如“我喜欢孩子的全部”“我没有讨厌孩子的地方”，女孩子的母亲会说一些女儿的缺点再补充“但我还是很喜欢她”。这和我们曾经读过的亲子教育教科书完全不同，我们总说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母亲的爱是无私的。我们没有调换视角来重新研判，原来母亲对儿子的爱是可以“更”无条件的，母亲对女儿的爱是“虽然……但我还是很喜欢她”。

我读到这本书的样稿时，书名的副标题还是“别扭的母女”，出版时不知为何被修正为更正面的“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修正的依据也来自于角田光代的部分，他们谈话的共识是认为母女关系至今没能成为普遍问题，是因为谜点太多。和母女关系比起来，母子关系里没有那么多谜一般的因素，是结构相对简单的构成，母女关系则是复杂的。日本研究者会如此关切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母女问题，本质上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学背景。在讨论“关系”的时候，先要讨论性别，讨论性别的前提，是讨论身体和知觉的构成。因而这本小书的意图，可能不只是在研究病理、情感或极端个案中展现的代际冲突，甚至也不是文学性的关照。斋藤环开启这个话题的前提，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具身性，女性和男性对身体和病体的自觉并不相同，所以母子问题和母女问题并不相同。我原本对此论述颇不以为意。直至前几天我去一个播客节目录制有关妇女节的话题，对谈嘉宾是做女性辅助生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她的田野成果突然令我醒悟。

那位研究者和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女性们一起租住在“家庭旅馆”中。她在田野中有趣的发现之一，是她们觉得自己是一种“病人”，因为她们和全国各地疑难杂症的病人们都租住在医院旁边，尽管她们是健康的。她们只是有生育的欲望，需要得到科技的帮助，但她们被某种治疗的氛围浸润着，告诉自己，怀上孩子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病”治好了。而男性就非常简单，出于自尊，他们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在生育方面有病，更不要说自我命名式的“治疗”和“治愈”。

如果我们对母女问题复杂性的理解，仅仅停留于同性“性魅力”的竞争，那便也是一种狭隘的简化。正如角田光代所说，“虽说母亲如何对待我（例如不给全盘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影响到我人生的前进步伐，但相当程度上还是有关联，比父亲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让我想起演员周迅谈到希望母亲对自己说的话，是“其实你也可以不结婚”。但母亲就是不说。不说就不说，对她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影响。尽管母亲说这样的话，就是会比父亲说要有力量。我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异，但我也不知道原因，确如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