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古朴雄浑的汉碑，不仅是中国书法的典范，而且是汉代的记忆。但这些丰碑巨制，多是东汉晚期的衰世风气，背后隐藏着家国的忧患与危机。

大概在流沙坠简和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前，我们可以读汉人写的书，但看不到汉人的手迹，仅能看到汉代碑碣和器物上刻出来的字迹，北宋郭忠恕《汗简序》中称之为“古之遗像”，从中亦可观汉人书写的韵致。书家运其笔锋，刻工运其刀锋，日月寒暑风雨运其气锋，千百年之后，碑铭文字自成一种高古苍茫之貌，备受后世书家的追捧，许多汉碑成为书法的典范。那些矗立于亭台庙堂或倒卧于荒野草丛的汉碑，如果既要阅读它们的文字，又要欣赏它们的书法，就只能用浓淡之墨打拓成拓片来观看，追捧得越厉害，碑版便被椎拓得越惨烈。所以当清代碑派书风大行，崇碑版贱法帖之时，章太炎先生便提醒人们：“秦汉石刻，至今几二千岁，唐碑至今亦千余岁，其间风雨所蚀，椎拓所鋊（yù），至于刻浅字粗者，十有七八，则用笔之妙不可尽见。”（《论碑版法帖》）也正因为如此，碑版的初拓本或早期拓本就愈加珍贵，称为“善本”。而越是古老的碑版，其善本就更不易得。

元旦过后，和几位同仁相约去上海图书馆的浦东馆参观了“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一饱谛观汉碑善本的眼福。古代的碑刻被打拓下来之后，为了方便阅读、临写、题跋，大多被剪裁装裱成册页，成了碑帖，将一个个丰碑变成了几案上展读的文本，而且这个文本是开放的文本，藏家、学者、书家、经眼者们都可以在这个文本的天头、地头、扉页、尾页、加页上写下校释、考据、评鉴、歌咏之类的眉批、题跋文字，盖上许多收藏的印或经眼的章，这些对碑刻的阐释行为，经过岁月的积累，综合碑刻、书法、篆刻、诗词、文章于一册，是一部许多人写就的书，其文化价值和内涵已经远远超过墨拓本身。

可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并不是观看展柜中陈列的善本碑帖，而是观看挂在展橱中汉碑的整纸墨拓，尽管不是面对原碑，也能有点在场阅读的感觉，更何况整拓之上，收藏与鉴赏的文字和印章题盖于其上的空白处和裱裬之侧，或另装额首，形成沧桑岁月的完整图像。

任何碑刻的树立，都是为了创造一个礼制文化的空间，而不完全是让人们阅读上面的文字。德国有位社会语言学家弗洛里安·库尔马斯 （Florian Coulmas）写过一本《文字与社会导论》（阎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提出“语言景观”的概念：“在这一景观中，人们不仅能听到语言，而且能看到语言”，人们可以想一想“谁制造了这些文字？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有什么作用？”石碑和文字一起，构成了一个语言景观，直接诉诸人们眼睛的是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而不是石碑上的文字内容，宣示着纪念的意义、信仰与政治的权威。晚清学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的《语石》是我国第一部古代石刻的通论，其中的《立碑总例》归纳了古人的刻石惯例：

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汉王稚子双石阙），鲜于门里（唐《鲜于氏里门碑》），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

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叡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

一曰纪事，灵台经始 （《诗·大雅·灵台》），斯干落成（《诗·小雅·斯干》），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佛、道）之宫是也。

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

汉承秦制，刻石也如此。《史记》所载秦始皇六处东巡刻石、唐代出土的秦石鼓等皆是秦人风尚。但是现存西汉刻石只有五六块遗存，且多为题记而非文章，如欧阳修所言：“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集古录跋尾·宋文帝神道碑跋》），而大部分汉碑都是东汉后期的。朱剑心先生《金石学》中指出：“冢墓之碑，始于后汉；其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据其统计，史书和诸家金石著录标记有年代的东汉碑就有一百六十多块，而桓帝建和至献帝建安时期多达一百四十多块，“观此可知后汉之初，立碑之风犹未盛行；至桓、灵以后始极其盛也。”尽管现存原石或原石拓本不及其半，但桓、灵之后的碑刻仍在七成左右（据高文先生《汉碑集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众所周知，桓帝、灵帝时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与士大夫们矛盾激化，走向衰亡。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集团针对清流士大夫发动过两次党锢，将指控为党人的士大夫及其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免官禁锢在家，或搜捕入狱。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党锢兴而汉社移。”其实这在汉末时期就已是共识，诸葛亮《出师表》云：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世道倾颓却流行“勒石颂德”（《石门颂》），这些立在冢墓或庙堂的“语言景观”大多是在宣示“郡邑长吏之德政”及其门生故吏的集团意识。后世文人也喜欢从汉碑中集出些歌功颂德的吉祥联语。梁章钜《楹联丛话》曰：“汉碑句皆质重，蔚然古香。”比如：“佐时理物，天与厥福（夏承、韩勅）；含和履仁，帝赖其勋（夏承、孔宙）。”“学为儒宗，行为士表（鲁峻）；冠乎群彥，简乎圣心（郑固）。”

所以，这些述德行为并非粉饰太平，而是一种政治抗争。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碑的背面（碑阴）就会明白，上面刻着郡邑长吏的门生与故吏的姓名，有的还写明他们为立碑捐出的钱数。比如桓帝延熹七年（164）《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是泰山都尉孔宙的碑铭，碑阴刻了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弟子十人的姓名和邑里。顾炎武《日知录》中的“掾（yuàn）属”条指出，考之汉碑，可知汉代地方除守相由朝廷任命，曹掾之下的属官“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 ；“门生”条指出，“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他们和长吏府主一起构成地方政治势力，其中也分清流与浊流。

孔宙是“孔子十九世之孙”，泰山都尉是郡中“典兵禁，捕盗贼”的官，只在有兵事时设置，事毕便撤（《汉官仪》）。桓帝永兴、永寿、延熹年间，泰山、琅玡两郡发生民乱，杀长吏，于是在两郡设置都尉，延熹八年（165）罢。碑中说孔宙为元城令时，“东岳黔首，猾夏不□，□□祠兵，遗衅未宁，乃擢君典戎”。他“以文修之，旬月之间，莫不解甲服罪，□□□槈。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于险路，会《鹿鸣》于乐崩，复长幼于酬酢”，恢复了地方的生产和文教。年六十一病故，虽遗命俭葬，但他的故吏门生们“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俾有彝式。”他们在碑阴刻上自己的姓名，这块述德之碑，无疑在宣示他们的声望。

灵帝建宁四年（171）《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孔彪碑》）是孔彪的墓碑，也说他是“孔子十九世之孙”，与孔宙为兄弟辈。碑中歌颂他做太守时发生饥馑民乱，而他宽博施政，使“路不拾遗，斯民以安”。碑阴列了故吏十三人。其中第一位便是“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考”。他是东汉大学者、文学家崔瑗的侄子，官至太尉。《后汉书·崔骃列传》云：“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可是崔烈丧失了士大夫的名节。灵帝时标价卖官，做个公卿要花上千万钱，于是崔烈便贿赂灵帝保姆程夫人五百万钱买司徒做，灵帝授官时，当着朝臣们说后悔没有收他千万钱。程夫人辩白说：“崔公是天下名士，岂能买官。他靠我推荐做了公卿，岂不是美事一桩？”于是他也名声大衰。他问儿子崔钧外面有何议论。崔钧对父亲说：“人们都嫌你有铜臭！”

孔宙的儿子中，最有名的是孔融（文举），建安七子之一。现存《孔谦碑》《孔褒碑》也是孔宙儿子们的墓碑。孔谦是孔宙早亡的儿子，碑立于桓帝永兴二年（154），文字简短，只说孔谦有清少孝友之行，弱冠而仕，历任郡诸曹史，年三十四而卒。《孔褒碑》文字漶漫，多不可辨，但其中说孔褒字文礼，是孔宙的长子。举孝廉，为州从事。碑文中表彰他援救党人张俭的事迹，亦见诸《后汉书·孔融传》：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字元节）被宦官中常侍侯览诬为党人，遭到通缉。他逃奔朋友孔褒，可是出来迎接他的是十六岁的孔融。张俭觉得他太小，便不告诉他原委。孔融见他面有窘色，便称可代家兄作主，收留了张俭。后来事情泄露，张俭只能继续逃亡，孔褒、孔融兄弟被捕下狱。兄弟两争相领罪，狱吏无法决断，便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这样的罪责应该由家长承担，“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只得上奏朝廷。诏书下令收系孔褒，而孔融“由是显名”。

光和七年（184），太平道教徒发动黄巾起义，灵帝才下诏大赦党人。《孔褒碑》也应当立于此后。孔宙父子其实也属于党人的成员。张俭是灵帝朝党禁的首犯，而司隶校尉李膺是桓帝朝党禁的首犯，《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孔融十岁随父亲造访李膺时，自称是李膺的亲戚。李膺问他是何亲戚，他说孔子与老子互为师友，所以我与你是世交。《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党锢期间，名士们愈加相互标榜，人们便给他们编排称号，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等，“八及”之中，就有张俭、孔昱等人。孔昱字世元，也是孔融的兄长。赵翼《廿二史劄记》“党禁之起”曰：“朝政乱则清流之祸愈烈，党人之立名，及举世之慕其名，皆国家之激成之也。”

上述孔氏四碑现皆收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和其他许多同类的汉碑一道，成为昭示历史的语言景观。汉碑可以考史证文，已成为学界共识，而其书写与立碑行为中包含的心志或许更具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