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写历史，始于在大学讲授一门中国文化史课。
在此之前，刘勃醉心于先锋文学，在学校教写作，课堂效果并不理想。那门中国文化史课是他临时顶上去的，没想到学生反馈很好，刘勃越讲越兴奋，在网上发了一点课上扯的段子，又被编辑注意到，表示愿意出版，就这样一本接一本。有时候，人生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三尺讲台逐渐磨掉了刘勃在写小说时精雕细琢的偏好，备课和写论文之外，他也在媒体工作过，参与过纪录片制作，写过电视剧剧本，在这些面向大众的领域受到的技艺训练，如今已经完全成了他的写作习惯：“不要信息过载。要把专业术语换成日常语言，还有过于专精的内容不妨不提。”
上课有教学大纲，影视剧是一大帮子人做事业，唯有在写作中，刘勃感受到可以“任性”的快乐。如今离开校园，刘勃得以更充分地享有这种自由。
不论是春秋战国还是魏晋南北朝，《史记》还是《世说新语》，这些题材经过刘勃的讲授和书写，都有了相声一样生动可感的趣味，以及让读者停不下来的魔力。与此同时，刘勃也希望能呈现各种不同的立场，让读者体味到历史的立体和复杂。近期出版的《世说俗谈》词条下就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觉得我给世家大族过多的同情，有人觉得我把世家大族身上的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但我感觉很爽，这说明我的目的达到了。”
面对当下的风向和读者的期待，刘勃有自己的坚持：“不管是媒体特稿还是文艺创作，当年我接受的教育都是，用事实/故事说话，判断的权力留给读者。现在严肃如学术专著，流行如公号文、短视频，都特别看重给结论。喜欢直接要结论的受众，大概还是大多数。我不是活在云端里的人，所以未能免俗，在作品里还是会给一些结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实习生 贯溪恩
中国史的“青春期”有审美价值
读品：您的历史写作基本都定位在宋代以前，尤其集中于先秦部分，聚焦于《史记》《左传》等几部史书。这样的兴趣或者创作倾向是如何形成的？
刘勃：因为中文史料越往前越少，前几个朝代的史料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过去，从唐代开始材料就非常多了，当然还没有宋以后那么多，到了明清基本上你穷尽毕生精力，资料也看不过来了。所以研究中国前半段的历史，和做后半段历史的思维也是不一样的。先秦的历史有大片的空白，你需要动用阅读经验、人生经验，比照其他的材料来给它填空。到后面的历史，基本上靠的是怎样在纷繁复杂的材料里把主线、关键要素拎出来。基本上你集中于一种，就很难再有精力涉及另一种。
读品：“青春中国史”这个系列的名字很有趣，为什么说先秦是中国历史的“青春期”？
刘勃：青春期首先是不确定，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赶上一个上升期，你会觉得有无限可能，会有“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觉。我们现在把先秦诸子的思想说得很高大上，其实他们的很多思想都是很极端的。像孟子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道德，一个国家拿着木棍都能把拿着先进武器的侵略者给揍了，这个显然非常不切实际；像韩非子又说身为一个君主不需要有道德，靠奖励和惩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种极端化的思维在年轻人身上是很常见的。但青春期过去之后，人就变得沉寂了、油腻了、萎靡了。当我们拉开距离回看，大家会觉得年轻人干的那些特别“二”的事情，其实是很有审美价值的，这也是我比较愿意去写这段时期的一个原因。
读品：您提到自己也会进行横向对比，把目光移到与春秋战国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之后您的兴趣点可能由此辐射到外国历史吗？
刘勃：我应该没有勇气去写外国的历史，毕竟我做不到大量阅读它的原始材料。不过读西方历史，其实构成了我现在观察先秦的一种补充。比如大家中学里学过的，先秦时诸侯的爵位，公、侯、伯、子、男分得特别清楚，我们接触到西方之后，欧洲的爵位正好也是五等，我们就直接翻译成了公、侯、伯、子、男，但实际上你去看欧洲中世纪的材料，他们的爵位体系是非常混乱的，绝对不是那么等级森严的。这种现象反过来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先秦的爵位体系是有启发的，因为这种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慢慢运转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整齐。我们看到的整整齐齐的景象，肯定是后人为了减轻记忆负担，为了更加好理解整理过的，而整理往往意味着简化。记忆是被遗忘塑造的。
清除历史人物的斑斑锈迹
读品：在很多作品中，您致力于将历史人物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剖析，去除《史记》《世说新语》等作品对人物的“美颜”“滤镜”，为什么会有这种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貌的执着？
刘勃：其实还是为了“呈现”。让历史人物的形象慢慢呈现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像你发现了一件古老的青铜器，要把上面斑斑的锈迹一点点除掉，而除锈的过程本身就会给人一种快感。锈迹的清除需要对细节的拿捏，既要尽量除得干净，又不能使用太暴力的手段，因为你会伤害青铜器本身。
读品：写过这么多历史人物，您自己最喜欢哪个人物？或者哪个人物写起来耗费了最多心神、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刘勃：我写《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时候，特别想把班固写好。其实喜欢司马迁的人，绝大多数都瞧不上班固，他们会觉得班固把《史记》的很多地方都改坏了。我不想说班固不好，其实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班固比司马迁认识问题有高度，能够给读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人生经验、官场经验。汉末的时候，像司马懿这些人真的在家认真读《汉书》学习怎么当官。但是司马迁很多时候哪怕判断是错的，他仍然有动人的地方。我想把司马迁和班固写出一种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感觉，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不是一个好、一个坏，而是两种不同的吸引人，两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读品：《世说俗谈》中提到，《世说新语》是追求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意思”的生命力，往往比“意义”长久一些。现在人们把“意义”和各种正确看得太重，又回过头追求松弛感。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现代人如何做到真正的松弛？
刘勃：现在有一种关于宏大叙事和个人体验的争论。其实“意义”关联的主要是宏大叙事，“意思”主要关联的是个人体验。我倒也不是那么反对宏大叙事，打个比方，宏大叙事就像是人的骨架，个人体验就像是人的血肉，如果没有骨架，这个人是立不起来的，但如果只有一个骨架，出来晃又是吓人的。如果没有宏大叙事，根本就不会有从猿到人，但如果只有宏大叙事，会让人不想做人。人要跟猿猴拉开距离，确实需要相信一点很高远的东西，这样才能放弃一些眼前的利害得失，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世说俗谈》强调“有意思”比“有意义”更重要，其实是相对于到处都在讲“有意义”的环境。什么叫“内卷”？就是值得追求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大家挤在一个很狭窄的环境里都越来越累，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获得的东西还不如原来多。我觉得这个时候讲一下所谓“有意思”，讲比较有松弛感地活着，还是有它的价值。
读品：以往您的历史写作都是聚焦于某一段时期、某部著作或者某个点，但最近出版的《经典常谈》注释本则是对史书、经典的概观。您在注释解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时，有没有遇到瓶颈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
刘勃：其实《经典常谈》绝大多数内容还是先秦的。全书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其中经、史、子三个部分都是只到汉为止，刚好是我比较熟悉的部分。后面谈到文学的那几篇本身就写得特别好，我也没有多说什么话。
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其实非常有特点，第一，它属于当时
相对尊重传统的，因为他还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框架在讲，而且给经部的比重很大，总共十三篇，七篇都在讲经部。现在很多地方讲国学，不可能讲《尚书》和《礼记》，因为太难读又没意思。另一方面，《经典常谈》也有很多新视角，比如里面提到了“四大名著”，朱自清还真是比较早地把我们现在公认的“四大名著”放在一起说事的人。不过他讲四大名著是放在散文的部分讲，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维，还没有采用我们今天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这样的文体分类。实际上，他反映了一个现代中国人既爱自己的传统，又要进行现代化转型，是一种在夹缝中求前进、求突破的状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司马迁的“私货”最打动我
读品：您是从创作先锋小说转向历史写作的，之前的文学创作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历史写作？
刘勃：先锋文学对真相本身有很深的怀疑，很多事情只能说是某一个视角看到的东西，至于绝对的真相，可能很难说。用这样一种态度去面对历史的话，对很多判断至少都会比较谨慎。另外，文学总是比较关注具体的人的感受。不管写到谁，我都会设想一下他在当时那个情境下大概的体验是什么，或者一个人的决定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像历史研究的年鉴学派会认为具体的人根本不重要，他们会把所有人都虚化掉，认为哪怕是皇帝、权臣，他们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历史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在运转的。这样的宏大视角和关注具体的人这样的微观视角如果放在一起，会有一种特殊的张力。
读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您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用到了比较多的小说技法。您也谈到“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也许比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留给我们更多的遗产”。史书的接受与阐释、历史人物的形象流变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您如何看待古今读者对司马迁和《史记》态度的变化？在您自己的历史创作中，如何平衡文学性与真实性？
刘勃：现在很多人觉得《史记》里有很多司马迁的“私货”。我的很多朋友很讨厌“私货”这个词，我倒无所谓，我对司马迁的“私货”有很多私人感情。司马迁写作的时候在心头积蓄了极其强烈的感情，但是用一种非常压抑、内敛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地方。现在很多史学研究，其实比司马迁对汉代历史的认识深刻多了，但是这些研究不会去关注司马迁这些个人情绪的东西，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想把这个东西传递出来。如果有人要追问，那是司马迁的情绪还是我的情绪？我也不好回答，但是我相信两千多年来，有一些人和人的情绪始终是相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价值。我还是想要自己的写作是带着情绪的，现在受过大学、研究生训练的人越来越多，写学术论文一开始导师就会告诉你，不要带情绪，要客观。但我觉得客观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也不多我一个。不过我也不喜欢洒狗血、把情绪搞得非常浮夸的写作。
刘勃读书人，写书人，讲书人。著有《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世说俗谈》《天下英雄谁敌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