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一套《跨世纪文丛》正式宣告了50后、60后作家的登场，昭示了这一代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时间的指针倏忽走过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70后、80后作家也纷纷来到“不惑”和“知天命”的年纪，相比前辈作家，这一代作家的“经典化”和文学史地位，似乎尚未达成某种普遍的共识。

近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坐标文丛”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暨研讨会。该文丛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担任总主编，一批青年评论家担任分册主编，旨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21世纪以来的新作家群体，为这一代作家的“经典化”和原创性文学理论的创造奠定基础。

回望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总体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当莫言、格非、苏童等作家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等流派，旗帜鲜明地写入文学史，这一代作家如何面对“经典化”的压力？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代际问题？又如何面对文学破圈的焦虑？研讨会上，阎连科、贺绍俊、刘大先、徐晨亮、李宏伟、石一枫、刘汀等评论家、作家围绕以上话题各抒己见，描绘了一幅“同代人”眼中的文学现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文 赵杰/摄

一代作家与评论家的集体亮相

“新世纪以来，没有一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宣布上一代人暂时的谢幕和下一代人的登场。”作家、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回顾了《跨世纪文丛》，“那套丛书同今天的‘新坐标书系’相似，前后共出版了67位当代作家70部作品，从而宣告了50后、60后作家的登台出场。我希望‘新坐标书系’的研究和宣传，让我们体会到这一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有什么不一样，由此宣告70后、80后作家的真正登场，是一个集体的亮相。这个书系其实是宣告一代作家的谢幕、另一代作家的登场，如果这套书系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就算不上成功。”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比较了两套丛书的不同，并从中看出了社会文化氛围的变迁：“‘新坐标’明确表示只收录70后、80后作家，且更偏重80后一代。《跨世纪文丛》最开始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不敢明确提出代际口号，只是羞羞答答地提出‘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在作家的选择上主要选50后、60后，但又不得不加进一些老作家，比如第一辑就要以王蒙打头，到最后两辑几乎就变味了，好像要把漏掉的老作家补上来。”

“其次是主编和编辑的差别。‘新坐标’是80后的杨庆祥做主编，同代人编同代人。《跨世纪文丛》则让评论家陈骏涛（1936年生人）做主编，请一批老作家做顾问。这个差别说明，50后、60后评论家、作家虽然多以激进地叛逆‘父辈’获得独立和成功，但同‘父辈’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上的脐带并没有剪断。到了21世纪的年轻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也会以批判和否定‘父辈’的方式来开启其独立性，但不会喊出‘弑父’的口号，因为‘父辈’的权威已经开始向平权过渡了。这一点表现在‘新坐标’上，就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编辑体制。”

70后、80后作家面对着更平等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面临着属于这一代作家的挑战，“我也想提醒70后、80后，一是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野性生长的东西，要警惕自己被学院派的文学体制所绑架；二是文学已经进入加速时代，要积极应对新媒体和智能化的挑战，以革命的姿态处理文学上的突破。”贺绍俊说。

创作与评论被视为文学发展的“两驾马车”，《人民日报》文艺报主编刘琼坦言，在这些年的文学生态中，评论话语能够真正影响创作话语的力量在日渐式微。“新坐标书系”由一批80后、90后青年评论家担任分册主编，杨庆祥表示希望能够促进一代评论家的成长，“同代人编选同代人，正在成长的青年批评家编选正在经典化的青年作家，由此获得一种双向的成长和历史化。”

“我们一直强调这套书是70后、80后作家的亮相，实际上也是一代青年批评家的亮相。作品的遴选、对话、年谱等，体现了一代青年批评家的思路和理念。我们不仅要看作家，也要了解青年批评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副主编崔庆蕾总结道。

发现有品质的真文学，呈现这个时代的精神

正如杨庆祥在“新坐标文丛”的《总序》中所言，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行为和写作姿态，也曾成为种种文化现象，在精神美学和社会实践的层面均提供着足够重要的范本，遗憾的是，因为某种阅读和研究的惯性以及话语模式的滞后，对这些作家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初级阶段”。

“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较多，整体性的研究相对少见；第二，具体作品的印象式批评较多，深入的学理研究较少；第三，套用相关的理论模式比较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模式较少；第四，作家作品与社会历史的机械性比对较多，历史审美的有机性研究较少；第五，为了展开上述有效深入研究的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归纳阙失。”杨庆祥指出，最后一点，是最基础的工作，而“新坐标书系”的编纂，正是从这最基础的部分做起，唯有如此一点一点地建设，才能逐渐呈现这“同代人”的面貌。

“21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但这二十余年的文学史密度比较松弛、文学力量比较分散，各种各样的文学潮流中并没有时代主潮凸显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指出，近年来，有文学史自觉的人在努力构建某种框架和流派，比如新南方、新浙派、新北京等，有意识地总结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而这种构建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新坐标书系”正在做的工作——对新世纪文学的初步遴选和初步经典化。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卢桢也感受到近二十年来文学史面貌的模糊不清，“虽然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了23年，也有人在研究新世纪文学，但这二十年来没有出现像以前一样具有巨大断裂感的事件。以诗歌为例，20世纪就曾发生了世纪之交盘峰论战、现代主义诗群大爆发等在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味的事件。”

不过，在没有大转折的背景下，文学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变化，某些关键词也共同描绘出当下的时代图景，“70后、80后作家逐渐找到了他们所关注的、愈发清晰的时代景观、修辞和隐喻系统，打造出自己的文学名片。他们的文字、语言、声音和评论就构成了完整的天空，就是‘同时代性’，书中每一个作家与现实之间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交集和辨识度，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城市与乡村，中国和世界，现实和科幻，虚构和非虚构，不断显示在文丛中，切实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表示，文学破圈、文学跨界是这几年文学界特别热闹的话题。“但我们讨论这些话题，并不只是为了扩大文学的声量、数量、销量，还是要回归文学的品质。‘圈’的边界并不在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之间，边界在所谓真文学和伪文学之间。流量时代有很多粗糙、封闭、陈旧的作品混杂在信息流中，这个时代其实最需要努力的是破伪文学之‘圈’，发现真正有品质的真文学。‘新坐标书系’的出版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重新发现这20多年来，文学旅程里的重要作品，它们可能在当时没有被及时关注、讨论。”

“当下的时代，我认为是一个文学变‘格’的时代，而非文学变革。这个时代的作家不是以叛逆、颠覆、告别、断裂的方式告别传统文学秩序，而是把已知的各种审美元素进行一种重新排列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变‘格’，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入选‘新坐标’的每位作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格’，这个‘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阅读。”徐晨亮说。

70后、80后作家的经典化和原创性，依然需要作品来证明

当莫言、格非、苏童等作家已经被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等流派，旗帜鲜明地写入文学史，70后、80后作家如何面对“经典化”的压力？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代际问题？如何面对文学破圈的焦虑？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看来，不同代际作家归根结底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写出代表一个时代的代表作。“阎连科老师说到一代人的登场和一代人的谢幕，在我看来，有代表作的作家是不存在谢幕的。对后来的作家而言，能够与前人构成所谓的竞争关系，其实是跟前人的代表作竞争。我个人写长篇时经常想到阎连科老师的《受活》，那是我必须去思考的存在。作家之间究竟在竞争什么？我个人理解还是在竞争对时代的显影以及书写的能力。说到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不是某个作家的代表作，而是一个时代的写作者究竟能够达到什么高度、能否标识这个时代。”

《当代》杂志副主编石一枫认为作家之间除了竞争，也要相互学习。“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谁给我的教益最大、收获最大？未见得是已经非常经典化的作家。比如我想写一个北京人的生活，托尔斯泰能帮上我，但帮得不会那么直接。能够帮上我的，往往是跟我在一块干活、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人。”在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对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同一个问题，其他作家怎么说？我怎么说？我跟其他人说的是否一样？或者我琢磨怎么跟他们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要不一样。”

“编书和研究是将作家归类的一件事。研究者能归出新‘堆’是人家的了不起，但作家的了不起不在于往堆里跳。作家不能硬往人堆里跳，好像也随上大流了，好像有战友了，好像能狐假虎威了，这不是强者的心态。作家必须考虑与研究者、出版者不一样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句老理儿，文学贵在原创，原创性是我们这代作家的挑战。我们这一代作家究竟有没有上一代作家那么大的原创性，我至今还有点怀疑，需要我们具体的工作来证明。”石一枫说。

不论是“经典化”的压力还是新技术的冲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刘汀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身处文学行当的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文学的同代人，同行和伙伴们各司其职。作家出作品，出版同仁把它变成产品，批评家该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最后交由时间和读者做总结和检验。只要所有人都在行动，不断被唱衰的文学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和价值。哪怕ChatGPT人工智能大潮来袭，只要它们没有代替我们去生活、去写作，就没有办法最终否定我们所体验到的、表达到的一切。最后一句话：行动即正义。”

“新坐标书系”已出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