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每个个体的生活也发生了积极改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依然觉得社会变迁的速度还是太慢。

尤其是过去的一年，面对发展步履的放缓，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中国人都在思考“怎么办？”这现实的焦虑，充分反映在临近年末，无数媒体、知识人和普通劳动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的年终总结或新年展望之中。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新的未来已经到来，人们必须正视AI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挑战。

近日，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周晓虹与南京大学传播学教授杜骏飞在南京可一书店所做的两场跨年演讲，都回应着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焦虑”与“安放”。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焦虑滋生于危机与努力之间的张力

周晓虹分享的题目是“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五波焦虑大潮及其挑战”。他指出，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在近代又远远落后于世界诸强的民族，“全民性”的焦虑显然并不是一种鲁迅先生所称的代代相继的“国民性”。林语堂先生在那本被赛珍珠誉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人》中，将“知足常乐”列为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而其中“悠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

在变迁缓慢的传统社会，“父亲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社会身份几乎是世代相袭的，所有的人都会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四处蔓延的“焦虑”，也许倒是一种随社会急剧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说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现代性体验”。

正如斯丹达尔的《罗马漫步》所述，在法国大革命后，“因为有一个法国中尉当了皇帝，并且把两三百个生来靠每年3000法郎收入生活的法国人提拔到社会的顶层上去。所以，全体法国人都滋生出一种疯狂的和必然要使你倒霉的野心。甚至年轻人也都抛弃了他们那种年龄所喜爱的娱乐，而渴望成为议员。”换言之，急剧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一部分人的火箭式上升，最终成了200多年前法国民众人人怀揣的焦虑性体验。

周晓虹追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几波“焦虑大潮”——

近代中国的焦虑源头，可以追溯到1840年因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导致的国门洞开。面对中华文明的危机，一批相对敏锐的中国人在担忧民族失败的焦虑之中，开启了洋务运动。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尤其是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推翻帝制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原本风雨飘摇的中国陷入灭顶之灾，也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的整体危亡感和普遍焦虑感。

抗战的胜利及其后中国革命的胜利，避免了民族消亡的危险，却没有解除国人快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焦虑。“赶英超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又一次陷入了焦虑大潮。

改革开放在短短四十多年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其背后的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极度渴望而生的群体性焦虑。改革开放赋予人民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如果你努力一点，上升的空间就大一些，机会、财富就多一些，由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斗志。

“焦虑的产生不仅要有危机，也同样要有通过努力克服危机的可能。或者说危机与努力之间的张力，正是焦虑的滋生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焦虑正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急速变迁增加了我们的焦虑感

2009年，周晓虹重回哈佛大学看望裴宜理和傅高义两位教授。裴宜理教授问他故地重游有什么感受，周晓虹答道：“十年了，一点都没有变化。”裴教授再问：“没有变化好还是不好？”他再答：“小镇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不会有丝毫的慌张；但在我们国家，一天没有变化，那里的人民就会感到没有奔头，就会慌张，或者说焦虑。”在周晓虹看来，这种心态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后现代国家和一个对现代化无比渴慕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焦虑在性质和程度两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

“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

是原发性的，他们从未体验过‘落后就要挨打’而产生的焦虑；而作为后发性现代化的国家，这种焦虑却贯穿我们自1840年以来整个的近代历史。另一方面，中国的变化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13亿人这样一个广度的变化。而一个国家连续前30年GDP以10%的速度狂飙突进，也不多见。由此，中国人的焦虑也一定是他人曾经体验过的焦虑的倍数。”急速的社会转型是现代焦虑的渊薮。

周晓虹的学生、南京大学的陈昌凯博士调查发现，当下中国的青年群体希望在自己34岁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顶峰），并在同样的年纪获得自己最理想的经济收入。“这样一个时点，不仅离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仅只有12年，距退休还有26年，我们就能深切体验到年轻一代，在以怎样急迫焦虑的心态，期待拥抱原本尚有时日才姗姗而来的遥远未来！”

“越是变就越想变，越想变就越觉得变得太慢。”在经过40多年狂飙突进式的发展之后，周晓虹建议大家调整心态，形成费孝通先生所希望的中国社会最终能够养成的“安所遂生”的心态秩序，这样才能摆脱顺利时张扬、茫然时焦虑、失败时沮丧的负面心理。

正如1943年元旦，费孝通先生在《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一文中所说：“过日子”不是消极而是被动。年来了就过年；节到了就过节；孩子出生了，就养孩子；官运来了，就做官。既不积极地求，却又不消极地避，一切都接受。若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特征，我们必须借鉴于植物，植物不择地，随处而安；植物不择时，春荣秋枯。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时择地，更不择命。（中国人）既无柏拉图之理想国，亦无但丁的地狱，有的是一堆过不完的日子，一年一度地度过去，自己辞世了，儿子们随着再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AI浪潮下的工作危机

随着ChatGPT的热潮和大语言模型的兴起，AI科技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几乎成了各学科最显要的议题。一个前所未见的“数字人类世”已近在咫尺。在数字交往意义上，AI时代的人类有三种发展方向：一是虚拟化，二是智能化，三是外脑化。那么，在AI的支配力充分发展后，人如何避免自我迷失？杜骏飞的演讲题目是“人工智能时代，何以为人？”

很大程度上，人们谈论AI都是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抱着对高科技的憧憬，另一方面也抱着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畏惧，两种心情兼而有之。

按照马斯克的说法，他的机器人去年已经可以取代85%的人类工作了。如果AI强力介入，高仿人机器人和超级AI相结合，能取代的工种将难以想象。因为没有人比AI更勤奋、更忠诚，还不要薪酬，原封不动上传下达。

AI垂直应用将大规模展开，可能将导致旧教育模式的崩溃，今天，我们让孩子做的奥数题、背的英语单词，在人工智能时代会毫无意义。作为家长和老师，都在思考应如何正确指导下一代人的学习和竞争。

一种足够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能够促进内容创作、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丰富度。要不了三五年，人人都能生产动漫作品或爱情片给自己看，虽然拙劣一点，但不妨碍你不花钱就能看一部自己想看的电影。

杜骏飞认为，迟早，AI压倒性的智能优势和交往效能，将使得AI辅助像数十年前的计算机辅助那样全面渗透人类行为。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日常生活。

AI辅助作为一种技术史的趋势，将蔓延进人类的精神，并逐步汇入一种主流化的数字文明，而这种文明将默认：AI是一种基础设施，人们对AI的一切考量、一切修正、一切批评都是以接纳AI为前提的。正如现在大家出门鞋子可以不穿、手机不能不带。手机不带，意味着你跟世界失去了交往。

也因此，智能辅助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普遍的，它意味着人类的自我迭代出现在崭新的领域，由于外挂了AI的知识调取利器，人在智力的表现上与他们的祖先已经迥然不同了。

“BP机的时代，BP机其实就是个人数字终端。而未来的个人数字终端，则是虚拟人、数字人。AI代理帮你谈话、做事、签合同，甚至去办公证。至于说你可能会不甘心让他来代理，但当人人都有PC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打算盘；人人都上互联网搜索的时候，你不会还用新华字典。当人人使用AI代理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再强求‘肉身前往’。”

AI盛行之后“何以为人”

“面向未来、现实—虚拟的数字化生存时代，或更有资格被视为一种新的人类周期。”杜骏飞称这一时代为“数字人类世”。

气象学家克鲁岑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这一术语，试图说明：20世纪的许多方面都被人类活动所塑造，因此，应该将当前地质时代从“全新世”改为“人类世”。“人类世”定义，指涉地球环境危机。当下，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元宇宙、Web3，脑机接口、AI革命，诸如此类的技术趋势正适于人类世的反思。

“将来我的AI代理比我要聪明得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而且它精力无限，可以帮助我同时和10万人展开社交。试问那个时候我的思考何在？”

AI对人类的冲击，将极大地考验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当实在的人类走向虚实相生、人机并存的数字化新人类时，不要只问数字科技何以可为，还要追问自然的人何以可能。

如果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常识”来维系人的尊严、人的能力、人的伦理，解法在于，找到人在逻辑、计算之外的价值，杜骏飞认为，真正的创造力其实来自我们的生物性、精神性和人性，来自我们的疼痛、欲望、苦闷和悲悯。越是在AI狂飙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一种“全人教育”，需要对常识和“元能力”（感性、理性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对包含自我觉察、自我管理、自我激励与同理心的“情绪智力”的培养。

因此，关于数字化人类将何以为人，杜骏飞的答案是：当人的自由意志始终能支配数字人类世，人不因物的崛起而失去人性时，我们将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跃升。希望人类也能在认知、伦理上取得与科技相称的进展，因为对科技的善用而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