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君子重家国情怀的当代意义 家国情怀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大力弘扬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家国情怀是一种伦理精神和责任精神。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及其责任；国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与这个大集体的伦理关系及其责任。无论是家还是国，所构成的关系一定是要建立在两种情感之上的，一是有亲，一是有义。而“亲”和“义”合起来就是“爱”的情感呢！所以我们说，所谓家国情怀就是每个个体对你的对象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对家要有情怀，对乡土，对国家、对民族、对天下要有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感情，是一种依靠，是一种关爱，是一种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主体者当推君子。君子人格虽有其多重规定及其意义，但有一种君子人格叫家国情怀。

  在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家与国作为两个社会存在实体，具有一体同构而相互摄含的关系。“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这一被概括为“修齐治平”思想及其逻辑次序最典型地表达了“家国一体”的格局。儒家经典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复强化着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学》），“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大学》）。 孟子以下之论实际给予了总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孟子这段话，从后往前推即是“修齐治平”的逻辑关系。而能够做到和实现“修齐治平”都是一个“情”在联结贯通。强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允忠允诚”是也。

  这种真实的生命情感正是“仁”！“修身”“慎乎德”“修道”最后都落实在一个“仁”字上。“修道以仁”（《中庸》），此之谓也。仁爱是一种以“公”而克“私”，以“大我”超越“小我”的情怀和胸怀为其旨归的。“齐家”的前提正是在于克服和超越人天生所具有的偏私之情，做到中正公平地看待事物，处理人和事。具体要做到超越人的“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的习气和情感，而最终做到“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大学》）。意思是说，对于自己所亲近或怜爱的人，往往会过分地亲近怜爱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爱；而对于自己所鄙视和厌恶的人，往往会因心有成见而过分地鄙视厌恶他，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恶；对于自己所畏服恭敬的人，往往会过分地畏服恭敬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敬；对于自己所怜悯同情的人，往往会过分地怜悯同情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护；对于自己所傲视和怠慢的人，往往会过分地傲视和怠慢他，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轻。所以说，喜欢一个人而同时又能认识到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而同时又能认识到他的优点，能够这样中正公平地对人对事才是有德者的体现，才是仁爱的反映。

  儒家反复强调的要建立牢固的“家国情怀”，其基础和根本的则是落实在“修身”“修德”之上的理念，所要解决的正是建立起“大我”和“公我”的人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大学》），“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此之谓也。

  修了身，齐了家，那就要将“大我”“公我”之心之情向着更广泛的领域去推及，于是就有了“治国”“忠国”的情怀。而君子则是实现这一推及的责任主体和行动楷模。“乐只君子，邦家之基”（《诗经》），此之谓也。作为有德有才的君子、士，他们深深懂得，只有国安，才有家安，才有身安。“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务大》），此之谓也。所以“不可以不弘毅”就成为君子、士的责任和使命呢！博大的胸怀与远大的理想构成君子的人格。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如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

  君子人格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应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的必备的素养和品格。在当今呼唤君子的家国情怀乃是对人之为人的真实情感的呼唤，是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重要表现。将自己的德行修养好，将自己的家庭经营好，并最终将自己的情感落实到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以此成全我们的伟大人格。爱国是一种更崇高的仁爱精神、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它是人性光辉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