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的创作不断出新。
2022年底，中短篇小说集《小陶然》出版。2023年上半年《王小波传》出版；7月，中篇小说《余墨》发表于《当代》杂志；8月，中短篇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出版。
如此高密度的文学创作，以致读者常常会忽略，房伟正式的身份其实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学术研究、上课、带研究生，这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写作，于房伟而言，其实是副业。但他做得有声有色，已然构建起房氏风格的小说版图。青少年回忆系列、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历史题材系列，三类题材的创作规模颇具且持续上新，都市怪谈系列也眉目日渐清晰。除却这些中短篇体量的创作，长篇写作计划也一直在房伟的日程表上，勾勒好大纲的已有八部。
“几十万人的战争和一个小保姆的春梦，在作家笔下都是平等分量的。”这是房伟的创作观，他的创作不设定题材边界，他最关心的，是考察个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对关系的探索中，房伟布局着一部部以“好看”为审美标准的小说。“一切不以好看为目的的小说都是耍流氓”，对于南派三叔的这个经典说法，房伟时不时咂摸一下，觉得“话虽然粗糙，但道理没啥毛病。”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小说只要‘好看’就行”
读品：你的小说取材丰富，涉及私人叙事、成长、抗战、都市婚姻、现代人精神困境、知识分子等诸多题材，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也很多样。感觉你的小说创作一直在进行突破和拓展，甚至有“玩票”的味道。
房伟：小说家应该是对世界最充满好奇心的一群人。我很早就发表了小说，但这些年断断续续，写的量并不大，原因很多，高校比较大的科研压力，可能是比较直观的因素。2017年，我从山东调入苏州大学，因为已是教授博导，科研压力相对缓和，才让我腾出手有空写小说。2017年，我开始认真写小说，选择的是和研究史料比较接近的抗战历史题材，这些东西和我的专业有一定相关度，因此比较好上手。写了不少历史小说之后，我又写了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是一部悬疑加现实主义笔法的小说。这个小说写得很快，很有写作快感，它锻炼了我的小说技法，该小说在《十月》发表出版后，也卖了影视版权，正在被改编电视剧。后来，我又将目光延伸至日常生活领域，写了不少当下生活中，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故事，结集为《小陶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写东西不喜欢有束缚，觉得有意思就会动手写，无论写哪些题材，我想也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是考察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这里也有我对世界比较恒定的认知态度。我觉得题材对一个小说家而言，不是问题，几十万人的战争和一个小保姆的春梦，在作家笔下都是平等分量的。好的作家，可能一生只写一个题材，只表现一类主题，也可能变换很多领域，这与作家心性有关，如果进行长篇小说领域的创作，题材可能会要求更宽泛些。
读品：还记得公开发表第一篇小说作品的情形吗？
房伟：1997年，我刚大学毕业，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小说《梨子》，登在胜利油田文联的杂志《太阳河》。这是个中篇小说，上大学时就开始构思了。小说写了一个白化病女孩与一位画家的传奇爱情，语言伤感，偏于先锋风格。小说来自我了解到的一个原型人物，当时觉得故事有意思，就写下来了。读大学时，很喜欢先锋小说家，比如，余华、苏童等名家的作品，也很喜欢迟子建老师的抒情风格，我那时是小文学青年，大三时还给迟子建老师写过信，可惜当时她调离《北方文学》，但编辑部一位热心编辑乔柏梁老师，给我写了回信，鼓励我创作。那封信我珍藏了很多年。在乔老师鼓励下，我修改了好几遍这篇小说，终于把它发表出来。这篇处女作有些幼稚，带有我那个时期模仿的影子。
读品：你眼里的好小说是什么样，有标准吗？
房伟：没有标准，只要“好看”就行。记得南派三叔有个言论，说“一切不以好看为目的的小说都是耍流氓”。话虽然粗糙，但道理没啥毛病。在我看来，这个“好看”的范围可能更广泛，既指“故事好看”，也可以说是有创新性思想，新颖的形式，鲜活的人物，好小说总会让人过目不忘——无论是纯文学作品，还是通俗文学作品。我在这个方面比较宽容，苦瓜和苹果，是不能简单比较的，但它们对人都有好处。
几种题材齐头并进地写
读品：中短篇集子《小陶然》里收了一篇《九三年》，可以归类为“青春成长”小说，这个系列以后还会写吗？
房伟：这个系列的小说，我写了几篇，比如中篇《九三年》，但有些记忆的东西，我还没有拿出来处理，我生长在山东胜利油田油区，那里靠近黄河，非常荒凉，油区形成了特殊的工人文化传统，也与鲁北当地文化产生了很多碰撞。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我的人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很喜欢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笔下荒凉的西部俄怀明的故事，她的那种强悍又内含着温柔伤感的写作态度，也是我所赞赏的。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会陆续写出鲁北荒野之中的那些在我的头脑中不断回荡的故事。
读品：长篇小说《石头城》写南京、写抗战，可以归类为“历史题材”小说，这类题材的创作，今后还有什么计划？
房伟：2017年，我来到苏州后，选择了历史领域作为小说创作的突破口。首先历史学的史料工作，和我们的研究比较接近，激发我的这组抗战小说灵感的，还是2015年我接触到的一批抗战历史史料，包括采访了很多老革命。当时感觉大开眼界，感觉那个一板一眼的历史，在我的眼中变得“毛茸茸”的，充满了神秘的可能性。我这组小说的第一篇，是发在《青年文学》上的《中国野人》，写的山东高密被日本掳到北海道当劳工的刘连仁的故事。这个小说后来被翻译成日文，日本方面还曾举行过研讨会，有几位日本教授也写了相关评论，其中一篇也被翻译发表在《青年文学》上。
我感到创作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灵感涌入心头，就特别想写，两年下来，发表了二十多个中短篇，最终组成集子《猎舌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今年我打算再补充几篇，出个修订版。历史小说创作，一直是我喜欢的路子。沿着《猎舌师》的路径，我又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反映南京抗战的长篇小说《石头城》，发表在去年的《十月》杂志，今年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了写这个小说，我在南京呆了很长时间，做实地考察和资料查找。这个小说消耗了我不少体力，写的时候，速度很快，很兴奋，但写完后感觉很累。但这个过程，也让我对驾驭三十万字以上的创作，有了不少心得。今年八月份，我在译林出版社出版《杭州鲁迅先生》，也是历史题材路子，写了鲁迅、郁达夫等九位现代作家与死亡的故事，我想以此探索文学与死亡、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将来我也许还会在这个领域写些东西，更可能是长篇。我想将目光放在更远的汉代、宋代，写出些不一样的、有趣又让人思考的历史小说。
读品：新近发表的“高校知识分子小说”《余墨》，在创作谈里说其中人物没有“现实的模特”，纯属虚构，但从读者的角度看，小说营造出来的真实性让人不容置疑，好像那些人那些事就在你身边。写自己熟悉的人群和环境，小说公开发表后，周围的同事或者圈子里有什么反馈吗？有没有感觉到压力？还会继续写“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吗？
房伟：中篇小说《余墨》，发表在今年4期《当代》杂志，发表后，引起了一定反响，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六家刊物转载，《作家文摘》还进行了连载。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这种高校题材相对比较狭窄，可能很多人不喜欢，也不想了解高校老师的生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真实的东西，总有它的魅力和力量，这种真实，又必须有真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心。我想写好一群热爱学术的教师，他们的创伤与隐痛、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这些年无论文艺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对高校教师这个职业，都有太多泛娱乐化的丑化，比如“叫兽”这个称呼，虽然某些教师的确品行堪忧，但我相信，大部分教师，还在认真教书育人，他们也有很多无奈和挣扎，他们值得理解同情，也值得尊重。《余墨》的故事，经过艺术提纯和加工，并不是和现实“对号入座”，我周围的一些同事，读了这篇小说，也有不少共鸣。我想，我还是会继续完成这组小说的，大概会在明年结集出版。
这个系列小说，因为和我生活相关度比较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发表了六七篇，我打算再写几篇，就组成个集子出版。这十几年来，我都生活在高校，对这个圈子比较熟悉。高校不是象牙塔，它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我对高校的生活有了很多思考，也想通过这组小说表现出来。
王尧教授是我的楷模
读品：你几乎同时在进行写小说、做理论研究、给学生上课，还有比如写《王小波传》这样介乎研究和创作之间的工作，这些不同性质的工作会彼此影响吗？
房伟：这个肯定是有些影响，就是时间紧张，人比较分裂。我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减少参加学术会议和外出活动，将时间集中起来分配。不同的工作，也会需要不同状态。写论文过程很痛苦，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书，做很多笔记，艰苦地思考，不断修改论文，论文写完那一刻，才是最快乐的。写小说过程比较嗨，我喜欢听着音乐写，速度快，也很享受，人处于一种燃烧状态，但写完那一刻，人比较空虚，如果是长篇，会有虚脱的感受。对我来说，这还要有一个磨合过程。在这方面，苏州大学著名学者王尧教授是我的楷模，他学问做得非常好，小说、散文等各个领域都成绩斐然，且能沟通融汇。他是真正的通达之才，值得我认真学习揣摩。
读品：你更乐意以什么样的身份被公众所知？学者？小说家？传记作家？
房伟：这个我可能没想很多，我只想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至于公众眼中的我，是如何的形象，这就看个人的看法了。
房伟
男，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在《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融合与再生：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研究》等8部，另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小陶然》《杭州鲁迅先生》，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等文学奖项。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