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明朝败亡最直接的原因是军事失败。在明帝国最需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其军事机器却已沦落到最低效的状况，其有限的军力若全力平复西北方向农民起义军，或全力防守东北方向清朝铁骑，或可取得局部成功，但却没有能力同时在两面作战。1638年，当明军看到扑灭起义军的曙光之时，皇太极大规模入侵，迫使明军增援东北，之前的战果化为乌有，李自成与张献忠得以席卷半个中国。

  进一步追究，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原汉族帝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即如何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代之而起的清朝，对这一问题提供了远比明帝国更好的方案：清朝构建起南北两院制的二元帝国体系，长城之北以大可汗身份统领女真、蒙古各部落，长城之南以皇帝权威治理官僚体系及其下属臣民；南方的税赋足以支持清帝打消贵族分权企图，而草原骑兵则为帝国提供了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力。因此，和平终于在血腥屠杀之后来临，中国经济也在清初“永不加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护持之下快速恢复。

  此后，白银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白银从西方流向东方，一方面滋润着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清代主要制度承接明朝，白银仍旧大行其道，所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而且历代的钱币都可使用，银钱混杂两用，如兵饷之类的发放也是“银八钱二”。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时人谢肇淛就在《五杂俎》中洋洋洒洒地描述银钱通用与混用的各地风俗，“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下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抵，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即使到了清代，银两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已经确立，银在中国仍旧没有演变为铸币形式。千家驹认为银两从官方层面是一种本位币，原因有三点：征税在一两以上必须收银，一两以下则听民自便；在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方面，法令规定制钱一千换银一两；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而且政府会计都用银两计算，表面上白银没有无限法偿，但大额交易不可能支付制钱。

  但如果把清朝货币制度直接定义为银本位，也容易忽略其复杂混乱之处。关于清朝货币制度有很多定义与讨论，但就其实际作用而言，白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铜钱在特定区域场所仍旧占据优势。根据学者考证，政府开支几乎都用银，而且清代也奖励民间用银，乾隆十年谕“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支用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

  清无前朝发钞之弊，没有大幅通胀之忧，但复杂之处则在于其币制之混乱。姑且不论种类繁多的铜钱，就是白银一种货币也令人头疼。我们曾经说过不少货币名称起源于重量单位，比如英镑，不过这些单位最终都和这种货币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中国，银两很长时间之内仍是一个货币单位，进化不大，可见其原始。讽刺的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需要对外支付的时候，不得不支付600万墨西哥银元，原因也是与中国银两度量衡混乱有关。

  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从1874年起曾经在晚清中国海关服务多年，他被认为是赫德的亲信。他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后世不少研究都绕不开他。马士曾抱怨，“银两兑换也是可以把人弄糊涂的一个问题，它会使一个普通人无法了解中国税制的奥妙。中国除铜‘钱’外，没有铸币，目前10000铜钱约等于1英镑，2000铜钱约等于1美元。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有不下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10%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

  这种混乱事实上延续了数百年，即使到了近代也是一本糊涂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往往被视为银本位，事实上，更确切的说法，中国是没本位，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的自白，“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其间，不仅银两、银元不同种类混用，铜钱、洋币也流行，钞票有外国银行和钱庄“私票”，就是银两也分为虚银和实银，实银分为宝银（元宝）、中锭、裸子、小镙、散碎银等，元宝又分为各地的成色，如上海的“二七宝银”和天津的“白宝”等。单单就称量实银的秤来说，也各有不同，在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上百种之多。各种虚银更是形形色色，如库平银、广平银、海关银、漕平银等。

  由于各地各行业的虚银形形色色，其兑换划算也是金融业的重要业务。当时山西票号流行一个银色歌，把各地的主要用银单位“纹银”“豆规”“公估纹银”“化银”等整合进顺口溜。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番）银出在广朝城，

  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

  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

  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常德市纹银为主，金陵项化是足色，

  粗俗不堪人目视，诚恐难记随口诵。

  中国货币的混乱局面，首先是中央地方割据的结果，使得货币从铸造到使用都具有地方性。其次，也在于各类私铸的繁盛。

  金融研究员石俊志曾经总结说，“西汉王朝在秦朝货币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完善，形成了三项重要的原则：（1）朝廷垄断铜钱铸造权，严禁百姓铸造；（2）法律保护朝廷铸造铜钱的流通，各级官府及百姓，对朝廷铸造的优劣不同的铜钱，不得有所选择，必须同样接受；（3）禁止百姓销毁流通中的铜钱。这三项原则，对于当时的货币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严禁民间铸币并不容易实现，宋朝更是彻底放弃了禁止私铸的政策。从很早开始，私人铸造就颇为繁茂，历朝历代都有，私铸甚至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民间自由铸币的传统之一，又被国家主义者诟病为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证据补充。万志英指出，早在15世纪，银锭与私铸铜钱联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朝廷铸行的官方货币，甚至明朝一度放弃铸币。

  私人铸造流行，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法治悖论，禁令越多，往往表示情况越难以控制。历史上往往都禁止私铸钱币，但历代的私铸很少因此消停，反而有各种名目，当时也有不少相关的记载，“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砂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者也。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杂之多少而大分别”。

  私铸不仅屡禁不止，甚至公开出现，公家和个人都有涉足。私铸往往被认为不乏公家人参与。经济学家马寅初就说过一个小案例，“铜元局逐日鼓铸铜元，原有一定之钟点，铸数自不太滥”。但不少铜元局参与铸钱的人可以公然将铸钱时间延长一两个小时，多铸的余利归个人所有，堂而皇之叫“局私”。另一方面，当时国际势力在华不受约束，国外银行只要满足本国规定的准备金要求，即可以在中国发行货币，其信用比起国内政府的货币信用不算差。

  内容简介

  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而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本书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从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等角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

  作者

  徐瑾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近年出版《货币王者》《白银帝国》《趋势》《中国经济怎么了》等书，多次入围“最受金融人喜爱的财经书籍”。作品畅销海内外，《白银帝国》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全球英文版，被《华尔街日报》等权威媒体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