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昱华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戊戌六君子”死了，连同维新的梦想一起。但活着的人仍需要自寻出路，1898年10月11日下午，梁启超乘坐日本巡洋舰“大岛号”逃离塘沽港，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梁启超：亡命，1898-1903》所描写的，就是梁启超这不算长久却至关重要的流亡生涯。作者许知远用大量的细节描写，往稀少的史料骨架里填充了血肉，从而展示了这五年之间的风云际会是如何彻底改变了梁启超和他的思想的。

  如果说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里试图展现年轻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展现维新变革者初出茅庐的勇气和临危不惧的慷慨激昂，那么，《梁启超：亡命，1898-1903》则呈现了诡谲命运之际，梁启超更加艰难的抉择和思想上的更加成熟。许知远说：“它（流亡）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新与旧，习惯与对未来的思考，必然会导致“自我”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正是《梁启超：亡命，1898-1903》的核心命题。

  众所周知，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影响是很大的。梁启超流亡之路的首站是日本，在那里，他和革命党人得以接触，也是在那里，他与恩师康有为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与革命派接触后，大发雷霆，强烈反对此事。梁启超不愿违背恩师的意愿，遂就此和革命派一刀两断，联合立会也就此作罢。

  梁启超给自己取了个吉田晋的日本化名，取自幕末的名士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但是比起那两人，西乡隆盛倒更像梁启超的心理投影——他是日本幕末的著名改革家，最后却为了保守武士的传统发起叛乱，最终以“最后的武士”身份而死。梁启超同样渴求着通过维新变革清朝的社会，却同样脱离不了深扎心底的儒家传统——这也是所有维新派所共有的问题：既渴求着政治上的变革，却趋于文化上的保守，文化上的保守又反过来限制了政治变革的力度。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接触后，对原先的举措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却又不敢也不愿背离旧有的理念，这让他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痛苦中，这份痛苦在他的流亡生涯中一直持续发作。

  夏威夷之行于梁启超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这段旅途让他有时间反思起自流亡以来这一年半载的经历，他用纸笔记录下自己这一路的旅程，海上的颠簸和危险反而激起了他的冒险精神，激励他从原先的郁郁中奋起。在这段旅途中，他接连创作了不少诗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正是在这段旅途中目睹海上日出后受到激励所作。梁启超惊喜地发现夏威夷的华人富有政治热忱，他相信这就是他所需要的群体。然而，局势的变化又迫使他再度流亡。

  正是在再度流亡的途中，梁启超确立了自己的史观。这是一种有所矛盾的史观，强调群众是历史的主角，却又渴求有一位英雄能够引领人民。他渴求这样的英雄能够打破旧秩序，创造新秩序，能够带领一个民族兴起。他不停地撰写他所认同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从他的恩师康有为开始，到李鸿章，再到匈牙利的噶苏士……他希望这样的热忱和悲壮的浪漫主义能够为读者注入新的动力。那些英雄故事很难说不是为了自己而写，梁启超是否想步自身所书英雄的后尘，变成能够创造这样一种价值的英雄呢？

  但梁启超的观点有着当时兴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论的影响，这说明他并未超越他的时代，也没有建立新时代的能力——他依然是个狂热的儒生，不过是把传统儒学对尧舜禹这样的圣王崇拜转化成了对民族的崇拜罢了，皈依者狂热也使其崇拜于西方、学习于西方——尽管他所学习的也已是西方即将淘汰的。但无论如何，这是新史学的开篇。

  梁启超的矛盾感贯穿了他的流亡生涯——一个革命的君主拥护者，一个民众至上的英雄主义者，一个大声疾呼新时代的传统儒生。而这又何尝不是那些站在旧时代、遥望新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剪影呢？在未来的人生里，梁启超还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