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

  每次外出写生，面对实景都会有莫名的冲动，写生作品也多是数小时内一气呵成的水墨作品，整个过程轻松、激动，创作状态与我那些动辄两三个月、近乎一种耐性考验的丙烯“色线交融”（可称为新青绿）作品截然不同，我一直在这两种状态中“痛并快乐着”。庆幸的是，水墨写生作品是回观我新青绿作品的参照，也成为自己试图不断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建立内在坐标的“物证”。我创作中由“矛盾”激起的创作驱力，可能性中的新形式，似乎正产生于这矛盾的罅隙之中。

  以丙烯“色线交融”方法创作新青绿国画作品，是读研期间受导师聂危谷先生“写彩”作品的启发，也是上承林风眠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绘画技术与中国传统理念的融合。西方艺术史家沃尔夫林曾提出西方绘画的一对矛盾，即“线条—涂绘”论(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成素描和色彩的矛盾对立)，在沃尔夫林的体系中，线条风格产生过图绘风格不再具有的、而且不想具有的价值，这两种风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无疑，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美术史的二元论，而中国画天然就不曾存在过这种二分法。丙烯“色线交融”创作方式既可以消解这种二元论，也将西方艺术中对于造型的认知与中国传统工笔山水画的技巧相结合，从而取得圆融效果。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和导师的指导之下，我开始了丙烯“色线交融”新青绿作品的实践：在宣纸上用青铜丙烯色勾线，并在其中调入一些冷灰色，使其通过渗化而在线条边缘形成丰润且具灵韵的水痕肌理，随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性明确的色彩铺陈。在较早的创作实践中，我多使用一些倾向于构成的方式，注重边及外轮廓的处理，使作品形成更具设计意味的“留白”效果，如《秋水迷远》(2014)、《夜来春雨流水香》(2015)《山明水净夜来秋》(2015)等。薛永年曾有过国画“追随时风”的讨论，他说国画的设计性诉求不能以失去“性灵”为代价。在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我渐渐感到单纯的形式趣味并不能承载更多新时代的审美表现诉求，于是开始着力更新，也有意把构成形式“藏”在画面之中。向新金陵画派老一辈画家们学习，坚持“从传统中来，到生活中去”，更主动的表现当下现实题材，加强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对时代性图像安排，尽力避免一种简单并置，而仍旧着眼整体，或者说，仍贯彻一个“藏”字，使其成为真实存在。在此后的创作中，从《秋意情浓恋家园》（2019）、《春暖井冈山》（2020）、《春到上塘垫湖村》（2021）到《郝家桥的歌谣》（2022）等近几年一系列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变化。对于色和线的交融把控也更加自信，不再仅仅依赖乍看之下的视觉冲击力，而更多的浸入到画面氛围营造和新的时代精神描绘之中，尽可能的使作品充满温度和情怀。

  在创作中，我偶尔也会调用过去中外大师的图式进行置换，以组合成新的构图。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调用不仅仅是图式性的，而是在所调图像中选择一种最适合的去结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及中国山水画精神。就像方闻在《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中所说，“后代画家不是再造古代风格，而是通过自己时代的视象结构与组合方式对古代风格进行变革和演绎。形式诸要技法和单个母题可能被复述，而视觉上有机的宏观结构与艺术家运作手法的微观组成这两者更微妙的形式关系确实是无法重演的。”这就是“师心”和“师迹”的根本不同。对于画面的色彩而言，我更喜欢西方的纳比派和后印象派。我不过多使用传统工笔画的三矾九染，而是将传统工笔画的墨线染色转型为具有我个人特质的“色线交融”新语言，使其既有西方的色彩调性构成，又不失中

  国传统韵味。得益于我多年的色彩教学与油画创作，我对于色彩的运用比较熟稔，这让我运用丙烯“色线交融”创作新青绿作品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色彩条件。蒋兆和曾有言，“为了沟通中西画的所长，首先不是求异而是求同; 先知其异之所在，而后方知同中之所长。”外师造化，也可以理解成对造型的认识，这就要借助更加科学、系统的艺术手法，这也是中国画“应物象形”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无处不在的旨在消解“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融合与融通，最后结果就是求同存异。

  在我进行丙烯“色线交融”新青绿作品创作融合过程中，深深感到，如何深入吸收深厚的中国传统养分、不断更新自己的绘画语言十分紧迫也十分重要，为此，我一直保持这种紧张感，也深知水墨山水画的实践需要积至数十年之功。为了夯实基础，我每天坚持书法研习。目前的色线实践，实际上是我对于自己还需研习的水墨线条功夫的迂回，也是自我绘画体系的认知与整理，让自己不断地在实践的逻辑中找寻“变”的可能性。因此，目前的丙烯“色线交融”是我未来水墨实践的一个通道，通过对繁复线条和色彩的经营，逐渐形成对于中国绘画的整体认知。

  在创作那些新青绿作品过程中，我时常追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偏离了太多？现代与传统、线条与色彩、写实与表现，这一对对的矛盾相关的问题不断地让我艺术上自我更新。正如美国艺术理论家哈尔·福斯特所言，艺术家应该立在艺术史的竖轴和艺术本体的横轴之间。古今中外每个时代的大师，都是他们各自时代求新、求变的实践者。作为艺术家个体，艺术实践的主题，都建立在各自的时空情境之中，上下求索适合自己的变革路径。所以，矛盾非但没有成为负担，反而成为我成长的冲力。正是这种矛盾的冲撞，才不断生成了新的视觉样式，并承载我有温度、有情怀的精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