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未被发现前便已传世的唐写经、北宋拓《定武兰亭》五字未损肥本、记录苏辙贬谪生涯记忆的宋刻本《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多件重量级展品在同一场大展“相遇”，缘起于它们曾“同住”一座藏书楼——苏州过云楼。
8月25日，南京图书馆联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苏州过云楼顾氏家族，共同举办“霞晖映世，源远流长——百年‘过云楼’古籍书画精品合璧展”。此次展览是过云楼旧藏古籍与书画精品的首次合璧，也是公藏机构与私家收藏的首次深度合作，汇集旧藏于过云楼的唐代至清代古籍和书画精品50种，集三家收藏之精华，唐宋气象、明清韵味尽显其中。
现代快报+记者 刘静妍/文 顾炜 王曦/摄
历经百年沧桑，过云楼藏书在江苏合璧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江苏人文渊薮，在中国私人藏书史上有着浓重的一笔，苏州顾氏过云楼藏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介绍，过云楼得名于苏轼《宝绘堂记》中“书画于人如过眼云烟”，由苏州顾氏收藏的开创者顾文彬于1874年起开始建造。
历经时代沧桑，过云楼藏品辗转得以延续。1991年，南京图书馆在得知过云楼一批旧藏古籍即将出让的消息后，为保护这批古籍不致流散，紧急筹措资金购买。此举得到顾氏后人的支持，南京图书馆最终整体购入过云楼约四分之三旧藏古籍，541部3707册，并专架收藏。2012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通过竞拍购得其余四分之一古籍，179部1292册。“这实现了过云楼藏书在江苏的合璧，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陈军说。
“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中国自古就有农历六七月晒书的习俗。刚过去不久的七夕节，不仅是古代情人节、乞巧节，还是“晒书节”。陈军表示，此次展览在这个时节开幕恰逢其时，希望“让过眼之烟云，化作最美之霞晖”，共同呵护“古籍之光”。
北宋拓《定武兰亭》五字未损肥本首次亮相
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短短300多字，美了1600多年。它何以魅力不减？历代流传着不同的拓本、摹本。
其中，北宋拓《定武兰亭》五字未损肥本笔法厚重，字形肥美，结体紧凑，字口清晰可辨，被董其昌称为“法书第一”。它由过云楼顾氏家族后人收藏，此次展出是首次公开面世。“这个拓本的公布，将改变当前对兰亭拓本的认知。”陈军介绍。它为《兰亭》书法、美学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可以解答之前学者的诸多疑问，比如“崇”字山下两、三点之争，“和”字口部是口还是日等。
这卷《兰亭》上，盖了96方鉴藏印，涵盖宋元明清各代，还有历代著名书家和鉴藏家观赏后写的题跋。“这显示了它的流传有序，十分难得。”陈军说。
唐写经、宋刻本媲美，多件重量级展品同时展出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挖出了大量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等文物，举世闻名。而早在1882年，传世的唐人写经《续华严经疏卷》就已被过云楼收藏，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在他编撰的《过云楼书画记》中，把这卷写经列为书类收藏第五件。
“唐代非常重视写经，大师云集，名家辈出，是中国写本史上的极盛时期。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唐写经，几乎都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才流传于世。而过云楼这卷写经，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便已流传于世，这是非常稀有的。”展览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唐代写经，宋代刻本也因传世稀少而弥足珍贵。宋刻本《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是存世孤本，曾被称为“中国古籍普查重要发现”，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刻本《锦绣万花谷》也是存世孤本，曾创下“国内古籍最高拍卖价格”。
珍贵的宋本书，除了版本难得一见，还留存着历代著名文人的“印记”。《龙川略志》《龙川别志》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的著作，是他被贬谪到循州龙川（今属广东）时写的回忆性杂记，通行本多是两志分刻，而此次展出的是现存唯一一套两志“合订本”。在被过云楼收藏之前，早在康熙年间，曹雪芹祖父曹寅也曾收藏它，因此每册都钤有“楝亭曹氏藏书”朱文印记。
古籍、书画合璧展出，历代名家名作云集
“左卷右书”“云蒸霞蔚”“融古贯今”“源远流长”……展览分为四个部分，有刻印精良的古籍珍本，还有极具代表性的名家书画精品。
明代江南才子“天团”——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被称为“明四家”，个个都是诗书画三绝。这场展览中，“明四家”题画的金扇面在同一格展柜中“合体”了。时隔四五百年，扇面仍金光闪闪，画作题材汇集山水、花鸟、人物等。一套小小扇面，带观众窥见明代诗书画艺术的“天花板”。
元代画家颜辉的《捕鱼图》、明代画家陈洪绶的绢本设色花卉、清代画家吴昌硕的《老梅怪石图》……在过云楼里，穿越时空赏遍历代名家名画。陈洪绶用简洁的线条勾勒了一个透明瓶子，娇艳盛放的花卉插在瓶子里，花枝清晰可见。“这是这幅画的一个特别之处。一般古画里，陶瓷花瓶插花，只能看到花朵部分。”展览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反映了玻璃材质器物在明代已逐渐开始普及。
据了解，民国时期，过云楼所藏书画精品千余件，古籍善本约1300种，名扬海内外。抗战时期，日本人曾到上海顾家住所，有意得到藏品，但顾氏家人严守秘密，无论生活如何拮据，从未售出一幅书画。新中国成立后，顾公雄、顾公硕等顾氏后人曾分别将所藏书画捐献国家，现分藏于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