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学习中国古代通史，硕士研究历史文献学，博士选择秦汉史，对王保顶来说，历史就像他的老朋友。硕士时期遍览《十三经》和“二十四史”，因为觉得《左传》很美，喜欢看书中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外交的语言、引用的远古文献，就把《左传》全文翻译了一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浓厚的兴趣，一般人很难做到。

  即使有学术志向和才能，王保顶还是决定离开高校，“当时心里有这种感觉，高校跟整个外部世界是隔离的，对外面变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是局外人，一无所知。”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投身社会，这是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大家的毕生追求。冥冥中，他们似乎也影响了王保顶的人生选择。

  1998年，王保顶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刚入社就参与编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0多年来，王保顶在学术出版领域深耕，策划、主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国美学通史》《世界现代化历程》《英国通史》《德国通史》《日本通史》《英帝国史》《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丝绸之路》《吾国与吾名》等重大项目和重点图书。

  在出版领域孜孜不倦之余，王保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投入心血写下的前四史介绍与研究，并将它们重新整理出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原典，对现代读者来说毕竟有距离、有门槛，而王保顶的《前四史解读》集趣味性、通俗性和思想性、学术性于一体，让厚重的历史典籍变得平易近人。

  一路走来，王保顶相信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一种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前几天回到老家大别山为中学校长庆祝八十大寿，王保顶和同学、老师们回忆起上学时贫困、艰辛的岁月：“当时我们每个学生带着自制的油灯，就是墨水瓶里面倒了煤油，再自己用纸搓个芯子。住校的学生住在要走好一段路的邻村楼板上面，每个人带一床被子，盖半边垫半边。饭菜是自己带，吃的是咸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还非常突出，中考录取率在全县名列前茅。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大家都不觉得苦，文化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最自然的需求。书声琅琅，弦歌不辍，斯文在兹，我觉得这里面体现的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姜斯佳/文 牛华新/摄

  “二十四史”中最好的前四史

  读品：《前四史解读》是您在南大读博时参与魏良弢老师的项目写成的，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在20多年后重新出版这本书？

  王保顶：我工作6年之后，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当时我的导师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魏良弢先生，他是研究西域史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贡献非常巨大。那个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南京大学来做一套“中国典籍精华丛书”，典籍包括得很广泛，有史学、文学、哲学等。我承担的任务很巧，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后来出版也不在一册当中。虽然是20多年前的劳动成果，我自以为还有点价值，于是就以《前四史解读》为名出版。专门介绍前四史的书，这是第一本。

  在今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发言的主题就是“普及典籍文化”，要“让典籍活起来”。司马迁《史记》50多万字，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是10册，一般人也难以看下去，而我的书是导读性的、介绍性的，比较通俗易懂，没想到进入了中国好书月榜。

  读品：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最受后人推崇，被认为是最好的四部史书。吕思勉先生评价“二十四史”时认为，非专门治史的人不读这些正史也罢，但前四史是例外，非专门治史的人读了也绝不冤枉。在您看来，前四史与“二十四史”中的其他正史相比，具体好在哪里？

  王保顶：前四史为什么重要？第一，它们开创了正史的体例。纪传体是由司马迁开创，班固、范晔、陈寿加以完善的。最早的史书是编年体，记流水账。但人是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应运而生。司马迁的《史记》是五个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班固将世家和列传合在一起，成了纪、传、表、志四个部分，后世基本延续这种体例。后来的“二十四史”，或者加上《清史稿》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完整的记录，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第二，这四部史书都是独著，之后的史书都是官修的。个人写的，浸润着个人的思想、情绪和性格，所以这四本书无论是从史料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都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后面的史书也是纪传体，但也只是形式上类似而已，它们是由朝廷官修的，就是新朝代的皇帝，召集一个班子来写前一代的历史，由一个大臣来负责，它们所体现的多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体系。

  知识分子与王朝政治的结合

  读品：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到《三国志》，修史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怎样的发展脉络？

  王保顶：这四本史书实际上反映了从两汉到魏晋、南朝这几百年间，知识分子与王朝政治结合方式的变化轨迹。知识分子有主体性，而王朝政治是专制性的体现，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另外一本书《汉代士人与政治》，讲的就是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之间，知识分子的四种身份变化：

  最早的是游士，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都是游士，他们对治理天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想为人所用，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满天下跑，哪个国君需要他们，他们就为他拼命效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时读书人的价值就在于为天下、为国家做事。

  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知识分子整体上转变为儒士。儒士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使命感，司马迁在受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依然要坚持写《史记》，为了使命他可以牺牲一切。汉武帝统治下的西汉表面上很繁荣，实际上也伴随着深重的危机，司马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写《史记》的实际目的，也是想通过历史的教训来警醒汉武帝，他对兴亡通变的观察都是非常深刻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西汉实际上还是外儒内法的，当时的儒士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缺乏实践性。到东汉儒法结合，士大夫产生了，班固就是典型的士大夫，就是体制内的人，他的家族世代为官，为王朝政治服务，所以班固《汉书》中体现出的思想就非常符合统治阶层的要求。

  士大夫是东汉王朝统治的基础，但是东汉后期发生党锢之祸，宦官依靠皇权，打击士大夫。“锢”是禁锢，就是不让士人做官，这对整个士大夫阶层心理上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知识分子就有了第四种身份——名士。知识分子无法为国家效力，于是张扬个性，吃肉、喝酒。范晔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所以对权贵阶层都看不上。在《后汉书》里面，他对知识分子的个性张扬特别重视，体现出“贵德义而薄公卿”的倾向，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招来了杀身之祸。南朝宋皇帝刘义隆，他有个弟弟叫刘义康，范晔少年时就投入刘义康部下，关系密切，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范晔参与了推翻刘义隆、拥立刘义康的图谋，最终搭上了性命。临上刑场，他的外甥谢综问：“今天上刑场，谁在前面？”范晔说：“贼帅为先。”表现得非常轻松，对生死置之度外，这不就是名士的做派吗？

  陈寿也属于名士阶层，但《三国志》比《后汉书》成书早一百多年，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既受到名士的影响，也有过去士大夫作风的余脉，两者结合在一起。陈寿是蜀国人，后来又在晋朝，不能不以魏为尊。所以他称曹魏君主为“帝”，其传记为“纪”，如《武帝纪》，而称蜀、吴君主为“主”，其传记为“传”，如《吴主传》《后主传》，这种处理是非常巧妙的。另外这部史书叫《三国志》，听起来三个国家是平等的。

  读史不要太功利

  读品：提到班固，总会想起钟嵘《诗品》对他《咏史》诗“质木无文”的四字评语，也有不少读者会拿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中的文采作比较，您在书中特辟一节写班固的文风，请您分别谈谈《汉书》和《史记》在文风上各自的优长与短板。

  王保顶：“马班优劣论”，二千多年来都在讨论。清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史学理论大家章学诚，他写了一本书叫《文史通义》，书中将史籍著述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并以《史记》和《汉书》作为代表。类似《史记》这样的撰述为“知来之学”，从历史的通变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故不拘体例笔法，是为“圆而神”；《汉书》这样的记注为“藏往之学”，以记录历史为目的，重在体例的安排和史料的采录，整齐划一，客观缜密，是为“方以智”。这两种都是好的，所以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几千年没有一个定论。

  读品：范晔《后汉书》首创《列女传》，被后世偷梁换柱为《烈女传》，您在书中认为“其史识与范晔有霄壤之别”，请您总体介绍、评价一下范晔《列女传》中体现的女性观。

  王保顶：“列女”的“列”意思就是“很多女性”，《列女传》中有杰出女性，但更多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女性。这也是范晔的特点，他有名士的做派，性格放诞，不拘礼节，他通过这种形式来鄙视礼教。《后汉书》中有很多类传，就是将相同类型的人物归于一传，范晔为社会各色人等立传，比如《宦官列传》《党锢列传》《逸民列传》《文苑列传》，《列女传》也是其中的一种，范晔对他们都是同等看待的，没有什么倾向性。后世偷梁换柱为《烈女传》应该是在宋明的时候，是礼教、道德标准下的女性传，推崇所谓的忠贞、守节。我们后世所讲的所有封建观念，“忠孝节义”等，都是在理学出现之后产生，然后固化为封建社会的秩序，宋朝以前是没那么讲究的。

  读品：对当代普通读者来说，读史书、了解古代历史有什么意义，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王保顶：太有意义了。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成语、典故都是《史记》里面的，比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等等，由《史记》《三国志》的人物故事演绎、改编而成的戏剧、小说等文艺形式仍为人们喜闻乐见，它其实与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从更深层次来讲，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都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当中。

  读史就是与伟大的文化前贤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吸取知识的力量、精神的感召、文化的引领，感受史学大师的人格魅力，通过史学大师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的记录和议论，感受到文化的巨大魅力和精神的洗礼，感受到阅读使人生境界升华。以司马迁而论，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摧残的情况下，五十多万字通过竹简记录，是多么巨大的体力和脑力负担！把项羽列为本纪，把孔子、陈涉列为世家，体现了他多么深刻的远见卓识！字里行间文采斐然，议论风生，洋溢着多么蓬勃的文化情怀！更不要说日常之中须臾不可或缺的典故、成语了。前四史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丰厚的文化遗产，读前四史就是传承与发展文化，为建设现代文明提供不竭的养分。

  王保顶

  历史学博士，编审，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统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策划《丝绸之路》《吾国与吾名》《英国通史》《中国美学通史》等知名出版项目，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