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的《王小波传》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热”一浪高过一浪，思想文化界、精英媒体界，然后是文学界，最后到达大众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关于王小波的一切，似乎都已经被大家熟知。

  为何要为这样一个已经被分析过度的作家写传？近日，《王小波传》读者见面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作者房伟与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项静一起，分享了关于传记写作、“王小波神话”的形成与反思等诸多话题。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一代代读者还在读他、纪念他

  说起与王小波的结缘，房伟说，那是1997年，也就是王小波去世的那一年，他第一次读《白银时代》，感受到一种与他以往阅读趣味和所受文学培养完全不同的体验，“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人还可以这样活，觉得很有意思。”

  大学毕业之后，房伟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从基层车间做起，一直做到总经理秘书的职位，赶上了国企大改革，最长竟有半年没发工资，于是决心换一种活法，想要通过考研实现人生转型。房伟说，困境中重读王小波的作品，给他带来向上的力量，支撑着他最后一步步考研走出来。读研期间，他写过一篇王小波与鲁迅之间的关联论，后来又将其扩充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2013年，房伟应出版方之邀再写一部王小波的传记。当时他已博士毕业留校，成为山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有半年时间，为了约到北京与王小波相关的人，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租了一间房，随时待命，采访王小波的同学、亲友、知青队友、相关文化界人士，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那年冬天，编辑开车带他去北京佛山陵园的王小波墓地，他在那里看到了大片的鲜花和一代代读者的留言，很受震撼，“中国当代那么多作家，能有几个像王小波一样，去世这么多年，还有一代代的读者想着他？”这让他觉得有责任把这部传记写好。

  王宏图是在王小波去世以后，看到媒体上很多的纪念文章，再去读王小波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这才对他有了初步了解。王宏图认为，王小波出身理工科，又在美国留过学，因此不像一般作家有煽情的毛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潮流亦已过去，很多作家回归写实的时候，王小波逆流而行地把唐人传奇故事加以改写，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想象的边界，在一个虚构的空间里对当下和现实发声，这样的精神气质跟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很相似。

  项静接触王小波是在2000年之后，早期并不是看他的小说，而是看他的杂文。当时网络刚刚兴起，由王小波创造或引发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些热词，将深受其影响的读者聚集在一起，粉丝们又把他们对王小波的理解汇聚在网站上，这种力量是无形的。

  剥落对于“文化英雄”过度浪漫化的想象

  房伟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并不发达，青年学者们不愿意写传记，因为传记属于文学创作，不属于学术研究，在高校评价体系里得不到体现。但写作传记，为传主梳理一份真实可靠的年谱，所耗费的功夫其实不比学术研究少。他常常为了一个细节、一行字，花上三五天实地调查。

  王小波在山东牟平插队的时间，一直存在着多种说法。牟平“王小波故居”认可的王小波居住时间是四年，但经房伟多方采访查证，前后也就两年多，不到三年，“他们觉得时间长，显得在我们这个地方更重要。”王小波离开牟平回北京之后，在西城区的一家街道办公厂工作，直到1978年考上人大。这个工厂叫什么名字，说法不一，有的叫牛街仪器厂，有的叫西城区元件厂，他们在牛街一带走访，了解到该厂职工退休之后都迁到了大红门，就又跑去很远的大红门采访，还托人查了北京西城区工业局原始档案，这才最终确定年谱的问题。

  “传记有一个好处，让我们剥落对于作家的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尤其像王小波这样英年早逝的作家。”房伟在这本传记中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小波。王小波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媒体推出的文化英雄形象之一，关于他的报道有时候过于情绪化，很多采访报道把他塑造成曹雪芹一样的受难者，穷困潦倒，被主流文坛的排斥。但他通过查证史料、采访杂志编辑发现，王小波是九十年代以来少有的高稿酬获得者。

  “王小波于九十年代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这个奖金非常高，25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六万左右，当时大学副教授月工资才340元，年薪不过四五千元。两次大奖大概四十万台币，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所以他才敢从人大辞去教职做一个职业撰稿人，他是有相当的经济保障的。而且他的稿费非常高，九十年代非常有名的《辽宁青年》，给王小波开的稿费是千字100~150元，所以他的收入还是可以的。”房伟还通过大量资料考证告诉我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奖前，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王小波一度想涉足出版、电视剧编剧，甚至软件设计等行业。

  在王宏图看来，传记写作容易落入两个陷阱，“一类传记，材料很丰富，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传主的精神特征，给读者精神上的启迪不多；还有一类传记，比较关心传主的精神生活，但是没有把外部生活的复杂性展现出来。”但是房伟的《王小波传》，史料性、学术性与文学性结合得很好，读下来毫不枯燥，可以看出作者多年研究王小波的学术功底、新闻采访的功力，又把王小波精神世界的成长清晰地展现出来，不至于让读者淹没在一堆事实当中。

  项静认为，房伟从青少年时代就特别喜欢王小波，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经验、情感带入写作当中，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在找寻、重建王小波的过程中，都有房伟的身影。

  未来还会产生王小波这样的作家吗

  “王小波神话”的形成，有赖于传媒、文学市场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传统文学圈子和体制培养的产物，因而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文学表现形式，仅就这一点，对当下雷同化与均质化盛行的文坛而言，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那么，今天或者未来的中国还会产生王小波这样的作家吗？

  项静觉得，“王小波神话”创造过程中有一种悲情的气氛。知识青年、媒体报道，包括后续不断的出版，甚至是在他的葬礼上，强调主流文坛没有对他进行悼念，文学批评界没有认可他这样的写作者，这些讲述制造了一种情绪化的对峙，也不断扩大了王小波的影响，但也使得真实的王小波难以被我们真正认知。“像王小波、海子这样的作家，本质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迹降临到文学世界里，但是很明显，他们给文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王宏图认为，人们需要神话，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是人们普遍的一种心理。“从浪漫主义兴起两百多年来，我们经常构建这样一种追求个体生命意义和自我实现的、独立于文学审美规范之外的作家形象，这实际上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模式。”文学作品对于苦闷失望的人生来说是一道安慰剂，文学青年喜欢上王小波，是因为从他作品中看到希望。大家像是共谋，其实是集体无意识当中，不仅把他想得很高，有时候也把他想得很惨，让他的英雄形象更加凸显。“我们不能期待跟王小波一样的作家，在文化空间日益拓展的今天，还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赢得那么多人的赞赏了。未来的王小波是什么样，以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无法预测。像一团烈火突然出现在地平线，像突如其来的爱情，像命运。”

  房伟认为，王小波作品的异质性，他所秉持的价值理念，诸如智慧、有趣、自由种种，拒绝宏大概念和堂皇叙事，都有别于“五四”以来形成的主流文学观念。在他之前的很多作家，热衷于用性这个武器去消解政治、权威，但他把性这件事情还原成个人事物，写得干净美好、理直气壮，让你看到人之为人的那一点自然性的力量，这是他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作家？房伟认为很难。王小波九十年代在《花城》杂志发表了《革命时代的爱情》《绿毛水怪》《白银时代》等多部作品，“就《花城》在九十年代的影响来说，如果一个作家连续发了三个中篇没有成名，这是特别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他写作的方式和当时文坛主流差距非常大。如果不是因为他去世特殊的时间点，如果不是当时传媒机构对他不断的关注，王小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