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

  导读

  江淮和运河，关系到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国运兴衰，既是中国统一时代的经济文化命脉，又是中国分裂时期的积蓄复兴基础。韩愈文中“蔽遮江淮”一语，揭示了古代中国的立国战略。

  作为江南人，年近花甲才被呼朋唤友地叫到塞外草原。时值六月下旬，江南已是湿热的梅雨季节，而内蒙古呼拉盖草原却是烈日凉风，无边无际的绿草碧水和蓝天白云，牛羊星布，骏马奔腾，令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

  行至可汗山，遥望山顶矗立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巨型雕塑，想到忽必烈诏谕将士攻打南宋的话：“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元史·世祖纪一》）中统二年（1261）元世祖兴师问罪，因为他的议和使臣、大儒郝经（1223-1275，山西晋城人）已被南宋稽留在长江北岸的真州（今江苏仪征），一个运河入江口的重镇。不过他还是等到至元十一年（1274）的六月才下诏灭宋。宋人被迫礼送郝经返回，次年抵达大都，疾病而亡。临终无遗言，仅书“天风海涛”四字，似乎在预言南北议和无望，必经天地巨变。次年元灭宋。

  郝经是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和理学家赵复的学生，忽必烈在潜邸做皇太弟时就慕名召见。郝经上《立国规模》二十多条，阐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意在让忽必烈成为一个华夏王朝的君主。后随忽必烈南下征宋，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元宪宗蒙哥病逝，郝经上《班师议》，力劝忽必烈罢兵议和，北还蒙古，夺取汗位。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派郝经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无奈宋有权臣贾似道专政，不欲议和，元有王文统嫉妒郝经，擅自侵宋，破坏议和，遂使郝经被拘真州忠勇军营达十六年之久。

  在郝经的《陵川集》中，有一组名为“述拟”的文章，是他在真州拘禁期间与随员苟宗道讨论诗文杂著时，追忆编辑他过去以古人口吻拟写的诏命檄文等文章，其中有一篇《赠张巡扬州大都督制》，拟写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追赠安史之乱中战死报国的张巡、许远大都督并立庙祭祀的制诏。文中评述二人之功，有“遮蔽江淮，全半天下”之语。此语出自韩愈之文，只是将“蔽遮”写成“遮蔽”而已。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大唐帝国正是花好月圆的盛世，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玄宗逃蜀，肃宗即位。安禄山死，其部将、范阳节度使史思明又叛，至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方告平定，但大唐盛世不再，进入了藩镇割据时期。

  当安禄山的叛军所向披靡之时，却在睢阳（今河南商丘）遇到张巡、许远的顽强阻击。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其时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刺杀，安庆绪命部将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兵十三万南下，河南唯有睢阳坚守不降。当安禄山叛变之时，真源县令张巡就召募豪杰，练兵拒贼，进入雍丘守卫。尹子奇围城，张巡以雍丘城小难守，率兵退入睢阳与太守许远合兵并主持守城军事。张巡智勇双全，与叛军苦斗不已，兵不足万人，却击杀敌寇十多万，亲自射瞎尹子奇一目。肃宗壮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

  清代学者赵翼（1727-1814，江苏常州阳湖县人）《陔余丛考》将此战列入“古来用兵，兵多者败”之条，曰：“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盖兵多，则号令不齐，气势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疎。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尹子奇兵十三万，张巡、许远以六千八百人败之。”然而围困十月，城中粮尽，兵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cuàn），张巡至杀其女眷为军粮，其惨烈程度令后人闻之易容。后因临淮守将贺兰进明拒绝援助，城陷被执。张巡詈（lì）贼被害，许远执送洛阳后遇害。正史中为张巡、许远等立传的有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皆列入《忠义传》中。

  睢阳的坚守，对于平叛至为重要，因为睢阳是江淮的保障，睢阳之战不仅牵制叛军数十万，而且使唐军得到江淮粮食物资的支撑，遂能收复两京。肃宗下诏追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但当时却有人非议张巡杀人为食之事，其友人、左补阙李翰撰《进张巡中丞传表》揭示《春秋》大义，表彰其功：

  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

  韩愈读了李翰所作《张巡传》，感慨不已，又访其轶事，作《张中丞传后叙》。他在文中斥责小人谤议，对张巡、许远再加褒扬：

  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清人沈德潜（1673-1769，江苏苏州人）称赞《张中丞传后叙》“争光日月，气薄云汉，文至此，可云不朽。”（《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文中“蔽遮江淮”一语形容夸张，气势宏大，多为后人引征袭用。赵翼《廿二史劄记》“新书（《新唐书》）好用韩柳文”条曰：“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zh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文。”因此，《新唐书》的《张巡传》较《旧唐书》的详赡生动了许多，其中就以“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作为评语。

  蔽遮江淮，不仅保证了安史之乱的平定，而且维持了唐朝此后一百六十多年的国运。陈寅恪先生（1890-1969，江西修水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南东八道财赋之供给。”抗战时期，全汉昇先生（1912-2001，广东顺德人）受此启发，撰写了现代史学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指出张巡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在于睢阳是隋唐运河的重镇，“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唐亡后，藩镇往往立国，江淮间主要为南唐所有。宋代以运河枢纽汴京为都城，“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宋史·河渠志》）面对北方和西方的辽、金、西夏，北宋更加依靠东南的财赋支撑国家。金人南下，宋人的防守战略也是“蔽遮江淮”四个字。《宋史·韩世忠传》载韩世忠屯军山阳（今淮安），备战北伐。但秦桧与金人议和，命韩世忠南驻镇江。韩世忠不从，说：“金人诡诈，恐以计缓我师，乞留此军蔽遮江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四年（1130），金人急攻楚州（今淮安），赵立拒守楚州四十多日，城陷战死。“立以其军蔽遮江淮，故敌师亦困弊而止。议者谓立之功，虽张巡、许远不能过。”可惜北宋惩唐代藩镇割据之弊，罢除节度使，裁撤州县武备。宋真宗咸平三年，王禹偁（chēng）就已上言江淮诸州三大患：“城池堕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宋史·王禹偁传》）由于朝廷专制而不任地方自治，大乱临头之时，地方无力捍御，也就无法蔽遮江淮。

  明太祖也以江淮为立国之基。《明史·韩林儿传》认为元末群雄之中，韩林儿是朱元璋的先驱，为朱元璋经营帝业创造了历史机遇：“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清代学者顾祖禹（1631-1692，江苏常熟人）的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讨论明代南直隶形势，分析了江淮对于中国的意义：

  人亦有言曰：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明初规画畿辅，跨江逾淮，幅员最广，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盖彭城、邳、泗，北连青、齐，西道梁、宋，与中原形援相及，呼吸相闻，自古及今要会之处也。圣人举动，一日而周百世之防，一方而通天下之势，其以此矣。至于江、淮之间，五方之所聚也，百货之所集也，田畴沃衍之利，山川薮泽之富，远近不能及也。

  然而明朝与宋朝一样，在内忧外患之际也没有能够“蔽遮江淮”。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在《日知录》“藩镇”条中，将明朝的灭亡原因与宋朝做了类比：“国朝（明）之患，大略与宋同。在于无藩镇。” “呜呼！人徒见艺祖（宋太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中流冦之事乎？”因此，“蔽遮江淮”是古代中国的大战略，绝非易事，除了决胜于疆场，还要有政治制度的保障。

  郝经是一个由金入元的儒生，他的故国也亡于蒙古。他十多岁时，金朝就已放弃中都（燕京），南迁开封，同样上演过坚守睢阳的剧本，张巡因此再一次进入历史叙事。清代毕沅（1730-1797，江苏太仓人）编著的《续资治通鉴》记载南宋绍定五年（1232，金天兴元年，蒙古太宗四年）蒙古将领特穆尔岱攻打睢州，金行院实嘉纽勒欢等竭力守御。城中父老说北门之西的菜圃里常常发现古砲，“是唐张巡所埋”。发掘之后竟得到五千多件，“城中赖之。”当然，中国的火炮大概出现在南宋，张巡的砲可能是抛石机之类的武器。

  至此，我们可以推知郝经在仪真宋营中拟写《赠张巡扬州大都督制》的心境，他代表的大元已不再是南下入侵的征服者，而是谋求统一的王朝；他的心胸也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或一家一国，所谓“遮蔽江淮，全半天下”，既是赞颂张巡、许远的历史功绩，也是以天下的格局看待历史的意义。无论议和还是征伐，历史赋予华夏一统的内在精神，应该是保全天下的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