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有人用偷拍的视频勒索女演员蒋梦婕，并将带有偷拍视频截图的邮件发给了她的经纪人、合作方和影视公司，扬言要毁了她的后半生。

  蒋梦婕选择了报警，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

  在取证的过程中，她发现在这起案件中被偷拍的人数远超想象，蒋梦婕希望遭受类似伤害的朋友能勇敢面对，不要害怕，也不要羞于抗争。

  也是在这一时期，各个社交平台关于被私密照威胁或勒索的讨论增多，亲历者们的隐秘往事随之浮出水面。她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人选择报警，更多的人不敢倾诉，不敢求助，不敢报警，困在“荡妇羞辱”的舆论里，也困在法律盲区里，寸步难行。

  当前男友来“借钱”

  2022年8月，分手一年的前男友突然和青青联系，他在支付宝上向青青借钱，一开始是借600元，青青没管。后来，对方开始频繁加QQ，青青当做没看见。他又通过短信告知青青“有急事”，提出百度云网盘里“有点东西给你看一下”，这个时候，青青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青青打开网盘看到的内容是，一组被偷拍的照片。这次，对方想要“借钱”一万二，下个月还。

  青青目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考研期间，她曾经用前男友的百度网盘加过考研群，分享复习资料，对方以此相威胁，“他意思是说，考研群还在，如果不借，他就直接把我照片发出去。如果我愿意借，他可以删除这些照片，但是谁信呢？肯定在别处存了。”

  反复纠葛几回合之后，对方把钱从一万二降到了四千元，又从四千元降到两千元。

  发生威胁事件的当天半夜三点，她选择拨打110。警方提出上门取证，青青有些犹豫，家人不知道她曾谈过一次恋爱，她更不想将私密照这件事公开，当天晚上她拒绝了警察出警。

  第二天晚上，她半夜三点惊醒后再次拨打了110，不过依然不希望警察出警，提出能否自己前往附近派出所。她在凌晨3点多抵达派出所，做了笔录，把所有软件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供给警方。民警说，这件事情没有确切发生，青青没有把钱转过去，目前只能把相关内容记录在案。凌晨4点多，她拿着受案回执回了家。

  过了三四天，因为没有收到钱，对方气急败坏，“给你机会还不要，照片我还多着呢，群还在，我随时可以发。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顶嘴。”青青保存好了这些记录，并告诉对方已经报警，已经备案，证据已经提供，警方随时会介入，得到的回复是，“没事啊，那就试试呗。”

  短信上的交流到此为止，此后双方没有任何联系。到现在，青青也不确定结局是什么。

  勒索前女友

  河北邢广习律师事务所的妙济良律师，曾接触过一起用私密照勒索前女友的案例。

  他的当事人司某是被告人，妙律师介绍，司某和郭某通过微信加为好友后，慢慢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2017年底，郭某在司某手机上看见他妻儿照片，认为自己长期被骗，决定与之分手。司某不同意，并对她纠缠不休，不断言语威胁，郭某被迫搬家，换了住处。此后，司某仍在微信、快手、58同城等网络平台上追踪郭某的踪迹，关注其账号，不停发私信。

  2020年2月，郭某无意中在某个短视频平台上发现司某发布了她的私密照片，此后司某又将她的上半身裸照发到300多人的微信群“X姐水果配送群”。2020年3月24日，司某通过短视频平台和她联系，要求五天之内支付4万元，否则便将她的私密照扩散到她所在的村。郭某一时拿不出这笔钱，她在微信上跟司某商量，能否每月支付4000元，直到全部付清。四天后的晚上，她通过微信给司某转了4000元。

  2020年5月27日，逃跑多日的司某被河北省威县公安局刑侦中队民警在当地一家宾馆内抓获。刑事拘留三个多月后，河北省威县人民法院审理了司某涉嫌敲诈勒索一案。

  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妙济良觉得辩护空间不大。由于诉讼方提供的证据充足，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妙济良律师回忆，走入法律程序后，被告人司某的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在被告人看来，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将与郭某交往期间投入的钱财索要回来。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且当庭自愿认罪。

  迷惘的求助之道

  除却这些能够公开查询的裁判文书，更多的案例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大量的受害者隐藏在社交网络背后，不想被看见。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未成年人。

  小莫在16岁时，经历过被私密照威胁的痛苦。上初中的时候，小莫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27岁左右的大叔”，完美契合了她的“大叔控”幻想。

  照片是小莫自己发给对方的。当她决定主动结束这段关系时，对方不同意。小莫保存的聊天记录显示，对方拿她的照片相威胁，“说分开了就把照片发出去。”

  “大叔”的反复纠缠，在小莫扬言要自杀和报警之后，戛然而止。但是小莫依然担心，自己的照片会被传播，这件事反反复复盘旋在小莫的脑海里，她甚至出现了“抑郁焦虑躯体化”的症状。

  受到威胁之后，小莫在网络上搜索信息，在某平台加了一个律师咨询，也加入了一个受害者互助群。在互助群里，她遇到很多跟她一样，甚至情况比她更糟的女孩。对她们来说，对外寻求帮助，意味着要公开“那个秘密”。在社会文化和网络环境的影响下，公开就意味着要承担来自社会各方面——甚至是最亲近的家人——“荡妇羞辱”的舆论风险。基本上等同于将自己的私密照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毫无保留地告知自己的父母。

  另一方面，受害者互助群内提供的互助经验，似乎让她们提前“看清了真相”。互助群内的女孩有人报了警，如果证据不充分，往往无功而返。别人的经历让受害的女孩们觉得，走报警、司法流程的路，“可能很麻烦”。

  困在法律盲区里

  菲菲今年33岁，十年来，她对“那个秘密”守口如瓶。

  她说，照片是在一次打闹中，“衣服还没有好好穿”的时候拍的。前男友拿着单反，按动快门，拍下十几张菲菲的私密照。当时两人感情尚好，菲菲完全信任他。

  还没分手时，前男友是菲菲的上司。后来，前男友的公司开始周转不灵，甚至到了发不出工资的程度。分手后，前男友发来消息，以私密照威胁菲菲放弃索要还没发的工资。

  由于工作关系，前男友那里存着菲菲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有她的家庭住址。菲菲说，“我怕他真的把照片寄出去，主导权在他手上。”

  这十年里，菲菲没有和任何朋友、家人说过，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来维权。倾诉、维权意味着要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的遭遇，而每一遍讲述都会加深对这件往事的记忆。维权的时间太久，也太耗精力。在菲菲的认知中，律师咨询费用动辄上千，若涉及多个审判阶段，则费用叠加。

  很多受害者和菲菲一样，困在法律盲区里。对她们来说，“法律援助”是个很宏大的概念，她们并不清楚这背后意味着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我知道寻求法律援助，但是在哪里寻求呢？寻求了以后会否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呢？”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