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

  导读

  先秦诸子的时代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创发时代，也是一个变革剧烈的国际化时代，思想家们对天下的政治和外交有着不同的主张，并为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智慧。

  186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奉清政府之命译出美国驻欧洲外交官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1785-1848）撰写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次年定名为《万国公法》刊行（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不过中国人也可有自家的国际观。在此之前的1844年，徐继畲（1795-1873，山西五台人）编纂的世界历史地理书籍《瀛环志略》就说“欧罗巴情势，颇类战国”。1866年，徐氏出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重刻此书。他的朋友张斯桂给中译本《万国公法》作《序》，将中国比作春秋时的周天子，秦、楚、晋、齐诸霸主分别为俄罗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种比附的方法，成为晚清士人思考、分析国际关系时的通行思路与话语模式。比如江苏的几位近代新学代表人物中，冯桂芬（1809-1874，苏州人）《校邠庐抗议》云：“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王韬（1828-1897，苏州人）《弢园文录外编》曰：“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薛福成（1838-1894，无锡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称：“大小相维，强弱相制，联盟相约，莫能相并，今日欧洲之形势，与昔日中国之形势相衡，其犹春秋战国之间乎？”《万国公法》刊行后，清政府终于在1867年（同治六年）向欧美派出了使臣团。

  大概受到中国士人的影响，1881年9月，丁韪良在柏林举行的东方学者大会上宣读了论文《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他向欧洲介绍说，中国在秦汉统一之前，也如古希腊一样诸国散处，但他们都遵守天子之法，一如欧洲的中世纪，制度文教皆出自罗马教皇。可惜中国古代的公法没有纂述成书，“今所传者，惟散见于孔孟之书、诸子百家之说，以及稗官野史之所记。而《周礼》一书，犹足以资考证。”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并接受国际法，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与文化观念。这篇文章由当时的同文馆高材生、译书纂修官汪凤藻（1851-1918，苏州人）译成中文刊行。

  尽管晚清士人以古喻今，以中况外的国际政治观念是一种解释与宣传的策略，但诸子百家们对国际或天下的政治不乏阐论，至今学界都在研究，因为其中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孔子作为诸子时代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周游列国的思想家。春秋时代有一百多个国家，他认为必须共同遵守周礼，反对霸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但是孔子已经生活在一个霸主的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已无威信和能力为各国提供保障，国际关系成了大国与小国的争斗，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左传》中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文公十七年）朝秦暮楚的小国一方面顺从大国以自保，一方面也会自卫反击。如果大国以仁德加于己，就以人道与大国和睦相处，反之则如禽鹿那样履险盲动。因此孔子也很实际，主张大国霸主有责任维持国际间的和平。他肯定管仲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但他更主张大国扶持弱小国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清人刘宝楠（1791-1855，江苏宝应人）《论语正义》认为“灭国”是指“无罪之国”，西汉刘向认为这是殷高宗武丁思先王之政而采取的措施（《说苑·君道》）。不过孔子对他国发生的暴力政变，也主张国际干预。齐国的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孔子作《春秋》，其实就是制定国际法，所以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战国时代的兼并攻伐更为剧烈，道德与文明也沦丧殆尽。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指出，自《左传》之终（鲁哀公二十七年）至《资治通鉴》之始（周显王三十五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而文化也发生了巨变。“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有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而这正是平民布衣之士苏秦、张仪之辈的纵横家在外交上大显身手的时代。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从（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不过他也欣赏纵横家们平衡外交与止战和平的能力，“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

  尽管纵横家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丰富的外交智慧，但多是权衡利害的谋略，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根本法则和价值理想。他们自己也说：“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战国策·燕策一》）所以当纵横家景春对孟子夸耀“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时，孟子不屑地反驳道：“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只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罢了（《孟子·滕文公下》）。清人焦循《孟子正义》认为纵横家不能以义匡君，故而孟子斥为妾妇之顺。齐宣王曾经询问孟子外交原则：“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向他揭示了两条：“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不久燕国大乱，民望拯救，齐宣王乘机伐燕。他对孟子说：“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建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可是齐宣王并没有吊民伐罪，而是侵夺残民，于是诸侯们联兵救燕。齐宣王又问计于孟子。孟子说：“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侵占土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还）其旄倪（老人与小孩），止其重器（宗庙宝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还是听不进去，燕人奋起反击，打败齐军。齐宣王悔道：“吾甚惭于孟子！”而失望的孟子从此离开了齐国 （《孟子·公了丑下》）。

  道家对人类的文明持消极看法。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只能是桃花源里的世界。现实中的老子主张大国小国谦和相处。“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六十一章）大国要如江河的下游那样才能聚合天下，雌柔静定胜过雄强挑衅。大国谦下就能包容小国，小国谦卑就能依附于大国，各自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目标，但是大国更应该谦下。

  法家主张积极变革进取，强调富国强兵，知晓攻守形势。所谓“凡战法必本于政。”（《商君书·战法》）“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商君书·兵守》），他们的国际原则就是以强兼弱，加快郡县制度的统一进程。与之相反，墨家是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认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类的兼爱互利是天的意志，“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因此，墨家反对一切战争，提出“非攻”的思想；反对大国以任何借口攻打小国，主张国际联合援助弱小国家。“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墨子·非攻下》）墨家为反战止战而呼号奔走。“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与公输般进行了沙盘推演，以工兵的技巧击破了公输般的攻城方略。《墨子》书共七十一篇，其中自《公输》至《杂守》十二篇都是讲守城备战之术的，与《孙子兵法》专讲攻取之术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之，道义、平等、和平、责任、谦让、仁爱、智慧、谋略、进取构成了诸子百家国际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和价值。当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之时，这些古老的思想被激发出来，成为重新理解世界的历史文化资源。甲午战败后，中国士人深知一个遵守国际法的积弱之国仍然不能屹立于世界，于是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如梁启超（1873-1929）提出了中国的国际法：“西人果鲁士西亚，虎哥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万世公法也。”（《读春秋界说》）“故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