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荡着慷慨凛冽的青春激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内在地指引着各民族人民的梦想。”——这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索南才让的颁奖词。至此，“索南才让”这个名字，被全国的文学爱好者记住了。

  事实上，早在他获奖之前，这位写小说的牧民就在青海文学界颇有名气。文学界同行见到的索南才让，“皮肤黝黑，性格开朗和善，整日里笑容灿烂”，“茫茫草原上，牧民索南才让赶着他的上百只羊，从日出到日落，年复一年。”从14岁起就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的“80后”索南才让，凭着对文学的野心和抱负，成为青海省第一位获得鲁奖的作家。

  近日，索南才让获奖后的首部小说集《找信号》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8篇中短篇新作，展现粗砺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的生活细节，以及时代浪潮中草原上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印记。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天生小说家”

  对于索南才让的获奖，最不意外的可能就是他获奖篇目首发杂志的编辑吴越了，吴越对他的称赞毫不保留：“索南才让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那一类天生的小说家。”

  这个“天生小说家”仿佛拥有双重面孔。在作家朋友眼里，他带着草原的浪漫与粗砺，“赶着牛羊”，从一个牧场辗转到另一个牧场，偶尔还要在深夜与狼群对峙；而在他的牧民朋友眼里，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在一帮不识几个字的朋友中，我居然在写小说，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我也只读过几年书，他们不明白我怎么会写出几十万字。”

  相对于“天生小说家”，索南才让更愿意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游牧人”：“游牧生活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的纯粹性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

  也许正是“最后一代游牧人”的身份带给了他责任感或者说使命感。不同于徜徉于民族历史、特殊风物的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的关注点在当下，在牧民的内在精神和心灵：“我更多地关注游牧文化到了危机时刻，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一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未来产生怀疑和质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不确定未来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是消极，而是变革的必然行为。”

  记录最后一代游牧人

  在《找信号》中大放异彩的，就是索南才让关注的“青年一代”。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找信号》，讲述了一群青年人在沙漠中寻找一个牧民遗体的故事，索南才让把寻找遗体的任务和冲突放在没有信号的沙漠这种极限环境中，来展现游牧文化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牧民生活态度的畸形以及对待死亡的方式。小说《和一头牛共进晚餐》和《无界的暗夜》则突出了青年牧民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人与动物的动人连接：前者讲述了“我”在鞭打一个不听话的母牛后意外伤了腿，这头被鞭打的母牛救了“我”，“我”因此决定郑重地与它共进晚餐。索南才让借“我”之口批评了牧民重视赛马轻视牛羊的功利态度，又通过人与牛共进晚餐这一看似反常的行为，让人和动物的“互养”关系重新得到彰显；后者则通过宁高对“养一头可可西里公牛”的执着和摩托车给他们家带来的灾难，让现代工业文明对牧民的异化和伤害，与留存在牧人基因中的对血性与野性的渴望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说迷失信仰，给一个部族带来群体性的惘然和虚无，那么索南才让笔下还有一些年轻人，则体味着失去父亲后更具体、更切身的迷茫、恐惧。在《午夜的黎明》和《无界的暗夜》中，失去父亲的年轻牧人们，或在孤独和脆弱中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片段，重复着父亲的生活习性、动作，或不敢相信父亲的逝去，陷入了不真实感和失重之中。与生理上的湮灭相对应的，是《哲学教授》《找信号》中父亲人格上的倒塌。《哲学教授》中的父亲吹嘘自己在异性面前魅力无穷，却在哲学教授李静到来时，“变得又傻又听话”。此外，部族里上一辈男人们在几十年前犯下的罪恶，在李静的深挖下也完全暴露出来。在《找信号》中，借高利贷后无力偿还的父亲在与儿子更登加措大吵一架后失踪。几个年轻人进入信号全无的沙漠寻找失踪者。当荒漠中腐烂得不成样子的父亲被找到后，这些年轻人感到恐惧、慌乱而虚无：“他们站在燥热难耐的公路上，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体……他们两个像两块酥油，正慢慢融化在大地之锅中。”无论是父亲身体的湮灭，还是人格上的倒塌，“失父”后悲伤、脆弱、恐惧、幻灭的年轻人，最终都要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确立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使命。

  草原文学的新思考、新表达

  草原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体系中耀眼多姿的一个脉络。云朵般的牛羊、如海浪般起伏的草原、飞驰的骏马，是人们对草原最主要的想象，对这些风物的描写，也常常是草原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显见特征。《找信号》作为草原文学硕果，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种“新”，一方面在于其突出的民族地域色彩，比如粗砺而真实的自然环境与牧民的生活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与农耕文明相去甚远的“新”，并不会让其他地域的读者产生隔阂、陌生感。正如吴越所言：“索南才让的小说多半写的是高寒草原牧区的故事，但并不因此而让读者感觉遥远。相反，作家拥有一种奇异的贴切与入微的捕捉力，让阡陌相通的人性铺陈、张扬于穹窿宇宙；而那些相对异质的文化景观，则通过他别致而不失精确的汉语得以安顿和自在。”

  另一方面，作为常年往返于冬牧场、夏牧场，与恶劣天气短兵交接，和茫茫原野四目相对的牧民作家，索南才让的语言似乎也裹挟着牧场的风霜和烈日。评论家行超总结道：“我们见惯了那些细腻的笔法、敏锐的感受、日臻完善的写作技巧，但这些作品的‘内核’却常常是虚弱、空洞的。索南才让几乎就是这种写作的反面，他的小说充满了粗糙、近乎原始的力量感。在这个意义上，索南才让以及他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一种珍贵的异质性。”

  “新”之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找信号》最珍贵的异质性，就在于它对牧民内部生活、尤其是其内心深处微妙的情感与信仰的刻绘。在索南才让笔下，那一个个在平庸、放纵甚至沉沦中挣扎着寻找救赎，寻求脱离死气沉沉生活而到达更洁净、更纯粹心灵境界的普通牧民，让读者深深为之动容，为之反省自身。评论家李蔚超说：“小说家索南才让展示了一种可贵的来自‘别样生活’内部的讲述，这是他自觉的选择，是他对生活和经验的天然直觉，他的讲述，提醒了我们对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方式。”

  相对于“少数民族作家”，索南才让更注重自己的“作家”这个身份：“哪怕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少数民族的体裁，也不能将他定义为少数民族作家。好作家，绝对是超越民族性，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产生效应的。”“超越民族性”的追求，使得《找信号》不同于一般的描写草原牧民生活的“浮世绘”式作品，而是怀着一种普世的思想艺术追求，用新思考、新表达，将草原文学领向又一个高地。

  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索南才让与大家分享自己走上写作之路的故事时说：“我感恩我的草原，我想用我的文字，真诚地书写广袤的草原和草原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牧民小说家索南才让的创作正日益蓬勃，草原人们的喜怒哀乐、上下求索会继续被记录，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