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历史的叙写离不开虚构，其中包含着历史的真实性。岳飞的《满江红》或许是伪作，但没有《满江红》的岳飞是不完美的。他的精忠报国精神，恰恰生动地展现在野史作者们的口中和笔下。

  时下有一部广告词中自称为悬疑喜剧的电影《满江红》上映，表现岳飞身后忠奸传奇之事。既是悬疑剧，便是“玄说”了，于是岳飞那首彪炳史册的《满江红》也就成了电影里推助情节发展的“玄机”，还引发了关于《满江红》真伪的议论。至于学界是否能有新的发现与见解，可能还要“让子弹飞一会”，我们不妨先回顾一番几位文史前辈们的观点。

  首发伪作论者是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1884-1955）。其《四库提要辨证》（1958）“《岳武穆遗文》”条认为，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所编家乘史料《鄂国金佗粹编》中的《岳武穆文集》（题为《鄂王家集》）仅收《小重山》一词，《满江红》始见于明嘉靖年间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当是明人伪托。词学家夏承焘先生（1900-1986）《岳飞〈满江红〉词考辨》（1961）赞同余氏见解，进而推断是明弘治年间人为抵御西北鞑靼族而托名岳飞的词作。词中的“贺兰山”，宋时在西夏境内，而唐、宋诗中的“贺兰山”皆实指其地，故而岳飞不可能有“踏破贺兰山缺”之想。

  认为是岳飞作品的有程千帆先生（1913-2000），其《论唐人边塞诗中的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1963）针对夏文的观点指出，唐诗中的“贺兰山”已非实指，如果联系下句中的“胡虏肉”“匈奴血”，便可知皆是用典而非实指。千帆先生还特别举出一条史料——北宋阮阅《诗话总龟》所引《古今诗话》的文字：

  姚嗣宗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韩魏公安抚关中，荐试大理评事。

  此诗及其本事见诸数种宋人笔记与诗话。夏文中亦举北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其中载嗣宗书此诗于“驿壁”之上，其时“元昊以河西叛”，故而实指“贺兰山”。正如夏文所论，其他宋代笔记如《西清诗话》《吟窗杂录》《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亦有“元昊为边患”或“以河西叛”诸语。不过，程先生却揭示出岳飞受此诗影响的可能性：

  岳飞在青年时代，曾经做过安阳昼锦堂韩家的佃客；因此，他又有很早便知道韩琦这件佚事，熟习姚嗣宗这篇小诗的可能。这也足以作为词语是兼用今典的旁证。

  韩琦（1008-1075，相州安阳人）为北宋名相，封魏国公。他防御西夏屡立奇功，声闻朝野，与范仲淹并称“韩范”。岳飞是韩家庄客佃客一事，《宋史》不载，见于南宋徐莘《三朝北盟会编》中的《岳侯传》《林泉野记》。朱熹也对弟子说过：“岳太尉飞本是韩魏公家佃客，每见韩家子弟必拜。”（《朱子语类》）《鄂国金佗粹编》中的《岳鄂王行实编年》《续编》中的《百氏昭忠录》均载岳飞应募平定军前射杀张超一事，可为佐证。《昭忠录》曰：“宣和六年，贼张超率众数百，围魏忠献王韩琦故墅。飞适在焉，怒曰：‘贼敢犯吾堡耶！’超恃勇直前，飞乘垣，引弓一发，贯其吭，一墅赖以全。”不过千帆先生并没有固执于此，而是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揭示古人用古典与今典的辨证关系，拓展了我们对诗词创作过程的理解：

  姚诗所云，虽系指西夏，如夏先生所说，但贺兰山一词既是唐人诗中所固有，因而岳飞作《满江红》时，尽管在字句上袭用了姚诗成语，就是用了今典，也不排除他在史实上仍旧以唐事为喻，就是同时用了古典。我们既不能禁止诗人用典，也不能规定诗人用典时，用了汉事就不能用唐事，或者非以古之东战场比今之东战场，古之西战场比今之西战场不可，这个道理十分清楚。

  另一位持肯定态度是治宋史的名家邓广铭先生，其《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针对余、夏二氏的证据一一辨驳，就《满江红》的创作条件与过程而言，邓氏认为，从《鄂王家集》所收文字可见岳飞具有创作《满江红》的才能。他特别举出《家集》和南宋赵彥卫《云麓漫钞》、赵与时《宾退录》等笔记所载岳飞写于军旅征途的一些题记与题诗，其中的语句“按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就是那首《满江红》吗？”兹钞录《云麓漫钞》所载岳飞驻兵常州宜兴张诸镇张大年家时，题于其家厅事屏风上的文字：

  近中原板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相台，总发从军，大小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唐圭璋先生（1901-1990）称赞《满江红》“直抒胸臆，忠义奋发，读之足以起顽振懦。”（《唐宋词简释》），此语亦可评价这篇堪当古文体《满江红》的题记。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和《满江红》一样，这些后世编写的家乘资料、笔记、诗话中多有传闻甚至虚造，相对于正史，它们属于采信度不高的民间野史稗说。不过有趣的是，正史的编写也会采纳野史遗闻。清代史学家，阳湖（今常州）人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宋史》各传附会处”条中考证金人所立傀儡大齐皇帝刘豫被废的原因，是因为他“进不能取，且屡请兵”，而《岳飞传》却云：

  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人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至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刲（kuī）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飞奏：“宜乘废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不报。

  赵翼认为蜡书之事“真所谓牵连附会者也”。此事极具传奇色彩，见载于采自岳家“退卒故校之传，幕僚儒生之纪”的《百氏昭忠录》。《宋史》虽为元人脱脱所撰，但皆据宋人所修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行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廿二史札记》“《宋史》各处回护处”）。再如《岳飞传》据《岳鄂王行实编年》叙写岳飞平定洞庭湖寇之役，概云岳家军皆西北人，不习水战，岳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遂以巨筏、腐木、乱草堵塞港汊，阻碍湖寇的轮舟，再以巨木击毁。明冯梦龙编撰《智囊》，将此节编入“兵智部”，又称此计出于湖南运判薛弼，感慨道：“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按薛弼献计之事，见诸其侄薛季宣（1134-1173）《浪语集》中《待制伯父弼事略》，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岳飞别记”条有详述。

  所以，当我们回顾《满江红》真伪之辨时，就会涉猎许多野史中的岳飞轶事。正是这些轶事使得事件和人物具备了“丰富性”和“真实性”，恰如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镇江人）《老残游记》中所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满江红》是真是伪，或许谁也不能下一断论，如果不起古人于地下或穿越时空，我们永远不可能抵达历史的现场，“又谁见之，而谁证之也哉！”（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所谓的“历史”只能从文献和遗物中探知，而久远的历史多是后人的传抄与叙述。这些传抄甚至假托之中往往包含了选择或愿望，叙事甚至虚构当中也有着阐发或寄托。

  和文学一样，历史叙事离不开虚构，而历史的意义也借此呈现。即便是学术考据本身，也只是提供一套技术与逻辑，帮助我们更加科学地释读历史文献，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再现与解释，更何况文献研究与历史研究虽不可分，但决非一事。大概《满江红》真伪之辨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启发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