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村是中国最普通的村， 北京是中国最耀眼的城。我走的是一条无数人走过的路，它并不新，只是很奇怪在文学上它依然像片处女地。所以非常偶尔的，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的是庄重的文字，它们在描写一整代人。”

  由农村到县城再到大城市，格子步履所至，是80、90一代独有的集体记忆。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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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村是一个特别小的村子，比大多数村庄都要小，村里只有八十多户、三百多口人。也许你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另外三百多人。

  这是北方平原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从家东边的窗户往外看有一座山，长大之后爬上去，发现它只有三四十米高，但在格子心里那一直是一座山。

  “你可以想见有多平坦，站在那座山上可以俯瞰整个镇，阡陌纵横，一开始都是种庄稼，后来都是种经济作物，给北京提供生姜、大葱、洋葱的这么一个村子。”

  刘村在山东潍坊，当地除了盛产农作物，风筝也很有名。

  他们从小放风筝，放的也都是蜻蜓、燕子、老鹰这些寻常风筝。新闻报道里那些几千米长的风筝，都是用越野车或者卡车拉着放的，人力无法去放那样的风筝。

  创办于1984年的潍坊国际风筝节，迄今已举办近40届。现在只要潍坊举办风筝节，就会变成全网很“炸”的一件事。而放风筝是只有潍坊人才掌握的“卡脖子”技术。

  据格子考证，引爆风筝节的，可能是一款“埃及艳后”风筝。她细长的脸颊和身躯罩在黑纱里，长达十多米。花二百块钱，就能让这位传奇女士在空中凝视你。花六百块钱，就能让三个埃及艳后在天上排成一列凝视你。

  最新的世界纪录是七千多米长的“龙头蜈蚣”风筝。小时候，在前后不足四百米长的刘村，格子无从想象这个风筝可以有多长。如今，他走遍中国，也去过很多国家，还是无法具体衡量故乡的想象力。

  “也许只要给故乡人一根绳子，他们就能把全世界送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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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岁之前，格子一直生活在刘村，虽然高中考到了县城，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将他们与县城生活隔绝。考上武汉大学新闻系，他从小村庄来到大城市，后又考入清华新闻传播学院读研，毕业后顺理成章留在了北京。

  对格子来说，进入城市的过程跌跌撞撞。刚到武汉时，他连公交车都不会坐。在老家时，从县城出发的公交线路有三条，每一条都是固定的，以至于他在武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公交车可以换乘。

  “那个年代的武汉跟今天很不一样”，格子说，那真是一座江城，充满着豪爽、不拘小节的码头精神。武汉人都是大嗓门，风急火燎、只争朝夕，连饭都是边走边吃，从无汤无水的热干面到汤面、汤粉都能站在公交车上一滴不洒地吃完。武汉的公交司机飞一样地开车，刹车、启动非常快，车上循环播放着“请不要在车上编织毛衣”的提示音，因为武汉的阿姨真的会在公交车上织毛衣。

  “也许是武汉这个城市太光怪陆离，导致我对城市一开始的打开方式就是错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对格子来说是一条漫长的曲线。直到后来去北京读研然后定居，他也不习惯坐公交，出门总靠打车和开车。

  至于选择新闻业，则源自“彻头彻尾的一次意外”。格子是理科生，高考填报志愿那天，班里的七八个好朋友都报了武汉的大学，他便涂掉了原来报的志愿，改成了武大。上网查发现武大排名全国前三的专业包括了新闻、水利、测绘等等，他便随便填报上去，最后被录取进了新闻系。进入武大的前半年，格子一直谋划着转到他擅长的理工科，但在新闻系学了一年之后，想法改变了。

  “新闻系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觉得挺有意思。与其说我选择了新闻系，不如说选择了在大学里自由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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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格子来说，在武大和清华所受的教育是决定性的。他在《人间一格》中写下同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学林职高毕业后迎面撞上新生的物流业，在国道边的仓库打地铺时，邂逅了山东海红公司的创始人，于是一路高歌猛进，打开一个又一个市场，跟京东、国美、聚美优品等巨头都有合作，直到2013年山东海红被低价收购，他回到家乡。

  潘剑高中辍学后在酒店当过保安，后在汽修厂从学徒做到正式工，人生始终彷徨。有一天在去给堂兄迎亲的路上，遭遇车祸不幸殒命。

  ……

  至于刘村，现在已经没有4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都生活在城里，只在逢年过节回到村里。虽然发小们都会围着格子玩，但是他走后，大家几乎失去联系。

  对于这一切，格子坦然接受。80后、90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大家一起被潮水推着往前走，“我们是被时代浪潮推着走的浪花。冲散之后，很难再跟出发时的浪花聚在一起。”

  曾经的小小刘村，具备乡村社会应该具有的一切。村里的“四大家族”，在选村主任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如今，就连村小也早合并到了镇上的学校。

  “我们是村子里的最后一代人，我们之后这个村子会消失，这一幕鲁迅没有面对过，沈从文没有面对过，80年代的作家们都没有面对过。我们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一代人，也是村子的败家子。所以我经常假想，如果可以活到60岁后，我要努力回去接管这片土地，哪怕只有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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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跟随哥姐居住，都已不在刘村生活，格子也有两年多没有回过刘村，故乡在他记忆中变淡了，越来越符号化，更多成了精神上的东西。他有一点恐慌，有的作家是以世界为家的，而他还是需要一个“根据地”。曾经他的脑海里有一幅街景图，后来发现每次回去它都会变个样儿，横竖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

  他反感一度流行的“博士返乡”式文本——“为何读了一些书之后就有一种造物主的视角了？”到现在他也没有觉得自己比生养他的那个村庄更有智慧，“村子传下来的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去轻视和评判的。”

  村子的智慧之一是提供了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人都能给予别人几分帮助。格子记得小时候父亲开农机维修店，常常忙乎了半天才收5块钱、10块钱，“而正常可能应该是50块钱”，村里人总是经过一番亲情和友情之间的推脱，然后扔下几块钱了事。但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对你报以同样的善意。

  如今格子住在北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但他依然觉得像在村里一样生活在熟人世界。他和小区保安、快递小哥、健身教练、附近餐馆的服务员都处得很熟，把周边也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熟人社会。

  “如果不这样，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安心地待在北京或者任何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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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毕业就有了北京户口，有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也许很难去体会送外卖、打零工的辛苦，不过格子丝毫不觉得自己比同龄人过得更容易一些，因为人生总有其他的挑战。

  “二十多岁之前几乎没遇到什么挑战，考试也没有失败过，写作、拍纪录片、做公众号……做过很多事情，那时很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些进步。”

  但如果横向对比，格子觉得自己并没有比待在老家的同学过得安稳，“他们很早就有了房子、车子，很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有一些人把自己吃到200多斤。我经常想，人得有多快乐才能吃到200多斤？”

  而跟95后、00后们比，值得欣慰的是，他毕业那会儿，就业形势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虽然我们高中被称作‘文明监狱’，是被关起来军事化管理，但是我们在里面主要还是靠自律，没有父母这个环节的参与。在北京，有个朋友跟我说起辅导孩子的经历——有一次，他辅导作业时，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对着孩子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后来一看桌上iPad被拍碎了。非常遗憾，大家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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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童年的小村庄到川流不息的大都市，格子打开自己这间“格子”，回溯那些记忆中的日子，凝视一路所遇之人。一场医院奇遇、一次无征兆的停电、一名新手司机的诞生、一次失败的购物……贯穿《人间一格》的，是一代人出走乡村、漫游城市的心路历程。

  当这代人开始写这代人，格子认为任何母题都值得不断重新书写。“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爱情，如何面对未来……理论上所有文学的母题都被作家们写尽了，可为什么没有多少当代人读《浮士德》、读《战争与和平》？其实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接近性的艺术，如果在时间、心理或者空间上不够接近的话，很难对文本产生亲近感。这也许是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要重新书写每一代人的故事。”

  但他很难去对这一代人画像，他只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两三亿分之一，还有两三亿人一直在城市生活，不能算是同类人。郭敬明小说里的那种青春，并不是格子们的青春。“他们写的都是城市小孩的恋爱，农村孩子在田野上如何谈恋爱是被忽略了的。”

  不过，他可以对自己所处的小小宇宙有一点概括。“我们最开始被称作垮掉的一代，大部分人都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伴随着越来越富裕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又是经历了史上最大最快城市化进程的一代，内心世界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也许故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我们在变，它也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他用文字书写出这方寸之间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