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我在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时候，成为了裘帕·拉希莉的读者。当时我很喜欢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故事说的是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犹豫该不该与女儿同住，在这犹豫的过程中，他回忆起自己背井离乡、回忆起身为一代移民与子女在生活方式中的巨大隔阂。

  相较之下，《不适之地》中那些幽微的伦理冲突和认同矛盾，到了长篇小说《同名人》中得到了激化。同样是印度裔的精英移民家庭，父亲艾修克出生于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来成为大学教师。他的妻子阿西玛，诞生于故乡古老印度加尔各答“包办婚姻”的习俗，后来成为家庭主妇。艾修克少年时喜欢阅读果戈里的小说，又因为经历了一场火车事故，对“果戈里”这个名字有了特殊的情怀。阿西玛怀第一个孩子时，承袭加尔各答的习俗，需要等待祖母取名，但祖母信件迟迟收不到，两人无法在美国的医院为孩子办理出院，艾修克暂时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就叫“果戈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孩子需要办理社会保障，他们依然没有收到祖母的信件，直到从遥远的家乡得知，祖母已经失智。在加尔各答，为新生儿取名是很重要的仪式，同样重要的仪式，还包括孩子吃的第一顿饭之类。阿西玛秉持着故乡所有的习俗，包括节假、育儿、饮食，她兢兢业业在波士顿过着印度的生活，虽然和丈夫完全没有美国式的亲密，但他们合理的分工和深切的互信，为家族在异乡的延续提供了很好的保障。真正的矛盾发生在果戈里身上，小男孩很讨厌这个名字，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印度名字，甚至不是果戈里本人的名，而是他的姓氏，果戈里姓尼古拉。他需要跟学校老师和朋友一遍一遍解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为什么要给孩子起一个俄国人的名字。甚至在学校生命教育实践，去墓地寻找和自己同名人的活动中，他也无法找到和自己同名的死者。这个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比拟俄国文豪的荣誉，而是带给他苦恼，无论是课堂上还是恋爱上。果戈里选择在大学入学时改名，殊不知，命名像一个咒语一般依然无法使他挣脱固有的命运。一方面，他可以用一个新名字在大学开始新生活、与美国女友恋爱；另一方面，印度裔家庭神秘的血统力量、宗族力量，总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折磨着他的神经，例如过不过圣诞节、或原则上父母不支持儿女和美国人通婚。尽管作为移民二代，他们生在美国，已经具有美国认同，但父母依然保守地认为，和美国人结婚不会有好下场。

  果戈里叛逆地不选择律师、医生等印度裔家庭热衷的职业，而是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他换了很多女友，却没有一个人是印度裔。他自作主张的事，包括不与父母同州居住，不参与任何同乡会、不和父母打电话，不听从父母的任何建议，直至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命运的女友麦可欣，一个纽约富裕家庭的女儿。他几乎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他们家族的生活中，他喜欢他父母的谈吐品位、喜欢他们直接表达爱意的生活方式、他与他们朝夕相处，他们点燃并拯救了他的认同问题，直至他与麦可欣家族在郊外度假时，收到了父亲心脏病发突然离世的消息。出于悲伤和内疚，他选择与麦可欣分手，更出于深邃幽微的羞耻感作祟，他甚至与母亲介绍的同乡女孩毛舒米结婚。毛舒米有着与他相似的童年和少年期，同样反感被诅咒的包办婚姻，却因为美国爱人的逃婚，回到了命定的秩序中。然而，这机械的妥协并未换来父母辈稳定的婚姻。毛舒米的出轨结束了果戈里对于所有认同冲突的逃避，他又不得不回到孤独的生活轨道中，重新寻找生活的秩序。

  小说里的人物，符合我们对于移民刻板印象的想象。一代移民的隐忍、刻苦、格格不入，与二代移民内心的彷徨被刻画的淋漓尽致。简单说起来，果戈里和毛舒米始终没有超越父辈，“不管是好是歹，他们能够离开他们原先的家庭。”而这种勇猛并非没有代价，我们可以在《不适之地》中读到作者另外的解释：“他很清楚自己也因迁居美国而离弃了父母。为求上进与追求事业，他舍弃了父母……当他自己的父亲命在旦夕、当他自己的母亲无人照顾时，他自己又做了什么？” 父亲艾修克对果戈里的喜爱并非来自于浅薄的艺术鉴赏，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小说《外套》，是艾修克在公务员阿卡基压抑、节俭、奉公守法的生活态度中看到了可怜的自己。他把这本书题字送给了儿子，儿子却在他生命结束后，才真正读懂这第一份礼物的期望。

  名字，是一种期望函数，命名既是礼物，也是命定的苦难，正如小说中所写，“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