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杉路、水杉大讲堂、水杉话剧社……走进南京林业大学校园，百余棵水杉树挺拔矗立。不时路过的年轻学子也许还不曾了解，这群与他们擦肩而过、朝夕相处的水杉，曾经一度被业内宣告已经灭绝。

  而正是因为80年前，南林老一辈科学家传奇般的不懈努力，“活化石”水杉才得以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同时也促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水杉精神在南林这座百廿学府中一直延续下来。

  通讯员 方彦蘅 现代快报+记者 舒越 于露

  打破水杉“灭绝说”

  水杉是柏科水杉属唯一的现存种。在国际植物学界，水杉灭绝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

  “然而，水杉并没有灭绝，不同于欧洲的整块冰川，我国的中部地区，零星分布着‘山地冰川’，正是这些山地，为不少植物提供了无冰的‘避难所’，其中，水杉就是第四纪冰川灾难的幸存者，得以在湖北、重庆、湖南三省交界的山区存活下来，成为植物活化石。”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段一凡告诉记者。

  段一凡感叹，发现和定名水杉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中，干铎、王战、吴中伦、郑万钧、胡先骕等一批前辈学者以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和合作进取的科学精神，对水杉的发现以及日后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水杉的科学发现是我国近现代科学史上非常了不起、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植物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 也是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

  8年“接力”研究终有成果

  水杉发现过程不易。从1941到1948年，从发现水杉、多次采集标本、实地调查、共同研究探讨直至正式定名，前后历时8年。

  1941年冬天，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南京林业大学前身）教授干铎途经四川省万县谋道乡（现湖北省利川市）磨刀溪，发现路旁有几株参天古树，似杉非杉，似松非松。当地人一直叫它“Shui Suo”，并奉为“神树”。遗憾的是，当时正值落叶季节，干铎教授只拾取了一些落在地上的枝叶带回去。以后他多次向同行、同事们提及此事，为水杉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1943年至1945年，中央林业实验所的王战、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吴中伦都对“神树”投入了不少精力，并初步定名为“水松”。而当他们请中央大学森林系的松柏科专家郑万钧鉴定时，郑先生认为此树种应不是水松，很可能为新种。

  1946年2月至5月，郑万钧教授连续3次派人前往磨刀溪采集果叶标本，最终取得完整的模式标本。在做了详尽的描述之后，他又把标本资料寄给著名植物分类专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教授研讨。

  1947年，胡先骕从文献中查得，该树种与日本古生物学家三木茂于1941年从植物化石中定名的水杉同为一属。于是，胡先骕、郑万钧两人共同将该物种定名为“水杉”，并联名于1948年5月，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第二期正式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一文，肯定了“活化石”水杉的存在。

  水杉多次作为国礼赠送他国

  因极其珍贵，又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文化及美学价值，水杉得了一个美誉——植物界“大熊猫”。如今，这份世界独一无二的水杉模式标本就藏于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里。段一凡说：“基于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定，科学界如果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必须要有一个凭证标本，凭证标本就是特指它的模式标本，用一个比喻来说，相当于物种在科学界的出生证和身份证。这份标本里有雄球花、雌球果等等，这些都是郑先生1946年安排他的学生在现场采集到的。”

  水杉被发现和科学命名后育成的第一批苗木就被种植在南京，中山陵、南林校园、御道街两旁等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批种植的水杉。由于水杉特殊的科研、生态和文化价值，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