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几乎每个作家都用过笔名。现在的很多网络作家，笔名都取得很随意，很可能当初就是一个普通的网名，后来成名了就成为笔名。稍微认真的写作者会取一个好听又好记的笔名，朗朗上口。那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为什么要用笔名呢？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知道文并不如其人。为了保持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神秘，使用一个笔名就是最好的选择。笔名首先意味着一个虚构的写作者，他与现实中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文如其人的那个人，是笔名存在的那个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并无多大关系。

  当然，使用笔名的原因有千千万万，估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正如意大利的作者马里奥·鲍迪诺在《你不知道我是谁》中所说的，数个世纪以来，笔名对于文坛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写作的政治和宗教评论家、讽刺小说家和幽默小说家。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为什么全世界的大作家都爱用笔名》。笔名对很多作家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伪装和面具。比如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除了鲁迅这个笔名，还曾用过一百八十多个笔名，究其原因是为了逃避北洋政府的审查。当然，鲁迅的笔名不算最多，司汤达在写作期间使用了三百五十多个笔名，司汤达的原名叫亨利·贝尔。不停地更名改姓是一种乐趣，就像跟读者去捉迷藏，让读者不断地猜想文章和书籍背后的那个人有着什么样的面具。

  但是，对很多作家来说，笔名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伪装，比如在历史上，男权社会中，能写作的只能是男人，女性是没有权利写作的，女性作家想要写作只能发明一个男性，创造一个男性写作者。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原来的家族姓氏叫高连柯，当她决定成为一名诗人的时候，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不辱没父亲家族的姓氏，她发表作品的时候采用了外祖母家族名姓氏取名叫安娜·阿赫玛托娃。我们熟知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在维多利亚时期，当她开始写作并打算出版自己的作品《理智与情感》时，她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只有署名“一位女士”，之后的每本新书出版，都会署名“上一部作品的同一位作家所作”。直到她去世之后，她的哥哥负责出版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在序言中透露了她的真实身份，第一次使用了她的真名“简·奥斯汀”。

  无独有偶，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在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作品时，选择了以男性的笔名发表作品。据说促使她们出此下策的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把自己的诗歌寄给了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骚塞在回复中，一方面承认了她的写作天赋，但同时又斥责她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而且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正是这种言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压抑氛围让夏洛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改变自己的名字。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如今使用笔名大多是为了娱乐和好玩。但是在图书市场上，同样还可以因为笔名产生奇特的现象。比如现如今最火爆的图书《我的天才女友》系列的作者，意大利女作家埃琳娜·费兰特。这个笔名的背后是一个隐藏的女作家，她不抛头露面，不接受采访，不参加读者见面会。随着小说的畅销，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笔名背后的那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关于这位女作家的身份引发了更大的好奇。这种笔名的神秘性带来了对她小说更大的好奇，于是笔名变成一种市场行为、一种图书营销的手段。

  费兰特曾经解释过她使用笔名，并且不跟媒体接触的原因，“我相信，书一旦写就，便不再需要它们的作者。如果它们有话想说，它们早晚会找到读者：如果没有，则不会有读者”。所以使用笔名从基本上来说，只是想假托它们是一个虚构的人写成的一本虚构的书，它们存在一个虚构的世界，而我们的阅读行为是进入那个虚构的世界，而不是把虚构的世界带到现实中来。

  ■好书试读

  我的偶像爆出了负面新闻。听说他殴打了粉丝，但具体情况还无从得知。明明没有任何人清楚当时的情况，可一夜之间，舆论已经完全暴走。那是难以入睡的一天，某种不详的预感，让我自然而然地睁开了眼。原本只想看看时间，打开手机却发现SNS上炸开了锅。睡眼蒙眬的我捕捉到“听说真幸打粉丝了”这行字，一瞬间分不清梦境与现实。虚汗顺着大腿内侧流淌下来。确认过网络报道后，我大脑空白地蜷缩在床上，毛毯的一角掉落在地。我怔怔地看着舆情极速发酵，心里只在意偶像现在的状况。

  “没事吧？”信息的通知栏正好遮住了待机屏保上偶像的眼部，他看起来像一个罪犯。那是成美发来的信息。第二天，成美在电车门关闭前急急忙忙地冲进车厢，见到我，开口的第一句还是“没事吧”。

  成美，她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中都很擅长聊天。看着成美那双大眼睛和八字眉里透露出来的悲伤，我想到了类似的颜文字，回答她“快不行了”。

  ——《偶像失格》

  [日] 宇佐见铃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这种对男性的默认直接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其生物学专著《动物之生殖》中，他写道：“事实上，后代中出现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离类型。”（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失常算是“一种自然的必然”。）

  在两千年后的1966年，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叫“作为狩猎者的人类”。75名社会人类学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狩猎在人类演化和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看不见的女性》

  [英]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