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江苏青年文学论坛·新作观察”第一期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作家、评论家们，就实力派作家曹寇的两部新作《鸭镇夜色》和《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展开对话与探讨。熟悉曹寇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曹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不断重复着几个熟悉的名字，其中主要是“王奎”和“张亮”，《鸭镇夜色》即为王奎和张亮故事的汇总。《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中的28篇小说，或写亲密关系，或取材于童年和想象，或是对世界、对他人的观察，相比他早期的作品，更加成熟、广阔、有生活质感，写出了人生的方方面面、纷纷扰扰。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把很多人认为不值一写的东西，写得妙趣横生

  《青春》杂志主编李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黎和曹寇，有着一层文学上的血缘关系，都是南京作家群“后他们”中的一员。

  李樯总结了曹寇小说的三个特点：第一，笔下都是最普通的、来自边缘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的猥琐狡黠，在曹寇笔下，都能被他写得如此光明正大、义正辞严。这些人物行为和意识的无耻无畏，构成了曹寇笔下的日常，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第二，曹寇的语言集众家之长，王小波、朱文的率性，韩东的幽默感，顾前的节制，这些作家的感觉在曹寇小说中都能读到，但并不是模仿和沿袭。第三，从叙述特点上讲，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场景、两三个人物的关系，在曹寇那里就像刑事案件的现场，他则是一个法医或刑警，能够把这些简单的、很多作家会觉得无趣甚至会抛弃的场景、记忆、片段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写出了非常高级的文学趣味性。

  作为文学编辑，李樯经常读到很多作者的叙述只是一种“说明式的写作”，毫无趣味和价值。曹寇的创造性就体现在他偏偏在这一块展现了自己的文学天才，将很多普通作者写不好或者视为禁区的东西生动展现，妙趣横生，从各个维度显示出日常的无聊、人生的忧伤、挣扎和摇摆，以及人性的困顿和虚无。

  李黎认识曹寇二十年了，但他觉得奇怪的是，曹寇的小说，二十年始终不变。在不长不短的二十年里，曹寇的小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和连贯。没有转型、没有突破、没有大起大落，也很难分成几个时期、几个阶段。曹寇的小说从最初的几篇，到最近的这本《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基本上是高度一致的。

  曹寇的“不转型”，在李黎看来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曹寇写小说的时间不算早，但是已经完全发育成熟，加上天赋，起点非凡。其次一点，曹寇的写作算是横空出世，大获成功，所以不需要痛定思痛、改头换面。“人们往往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想到大幅度地改变自我，而曹寇的小说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没有改变的必要。”对于曹寇的“大获成功”，李黎是深有感触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看到很多人慕名拜访曹寇，不是因为曹寇获奖、上榜，而是曹寇启发了他的写作和阅读，让他敢于开始写作。“曹寇小说里有特别日常、真实、底层的气息，行文也几乎没有文学强调，很多人看到了他的小说后，发现自己也可以写小说。”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曹寇的文学观和价值判断，不断在形成和稳固，用曹寇自己的话说，那就是非常强调有限性。有这样的文学观，就少了很多的“文学野心”，所以曹寇这么些年貌似什么都没有改变。

  “局部的”作家，没有突破自我的焦虑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很早就关注、评论曹寇的写作。他认为，作为“后他们”时代南京最风格化的小说家，曹寇具有某种“承上启下”的功能，而且这种“承上启下”有着一种潜在的破坏性，也即，曹寇一方面继承了“他们”对宏大叙事的无情嘲弄和坚决摒弃，另一方面，在“日常”“平民主义”等维度上，走得更远，或者说走向了极致。

  在他看来，曹寇是一个特别懂得自嘲的写作者，写作没有明显的文学目的性和流行的“野心勃勃”，真正实现了韩东所说的“无中生有又毫无用处”“降低到一枝枯叶的重量”。“很多年前，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说他是‘无聊现实主义’，其实就是消解了‘他们’一代纠缠始终的创新、突围的焦虑。”

  对于这样一个风格化非常突出的作家，何同彬曾用“真诚、真实、真相”三个词去概括。而这三个“真”，对应的是文学写作中的冠冕堂皇、毫无价值的说教。而曹寇是当代作家里，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小说创作中，从来不说蠢话的作家。这是一种越来越罕见的文学品质。当然，这是通过极大降低话语和叙事的戏剧性和丰腴性为代价的，这一代价给曹寇的写作带来了某种“局部性”或者所谓的“局限性”。他们曾多次聊过“局限性”的问题，但在曹寇看来，谈局限其实是一种成功学的方式，曹寇不在成功学的范畴思考自己的创作和定位，因此没有这个焦虑。

  山东大学教授马兵也是曹寇的长期观察者，他认为日常生活是曹寇小说非常重要的取景器，虽然确立日常生活作为书写的对象，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早有实践，后又在新生代作家那里集中实操，但曹寇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并不能轻易地被合并同类项。在新写实作家那里，日常生活是作为对抗宏大叙事的对应物存在的，曹寇很少针对所谓的宏大或深度去写，他更看重写出凡人在生活中的琐屑经验，并认为这就是生活本质的体现。正是在最熟悉的事物里未知最多，而这在既往文学创作中并不被关注。“因为我们总是强调文学高于生活，总是追问文学高于生活之上的意义。而曹寇的写作其实是恢复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所感知到的经验本身的合法性，这是曹寇为中国文学带来的最为异质性的东西。”

  曹寇小说的发生地点通常是曹寇的家乡八卦洲以及南京市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觉得，曹寇所写的南京和我们日常理解中的南京有很多的不同，他从来不写什么“金陵帝王气”，或是古典美学中幽深阴暗的内容。他尽管是一个城市作家，却给笔下的“鸭镇”构建了“小镇中国”的感觉，这和很多作家的文学原乡，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毕飞宇的王家庄等并不相同，曹寇的鸭镇更具有普遍性，中国社会的城乡冲突、贫富差距等都可以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有所展现。

  如实记录，就会显出生活本身的荒诞和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最早读到介绍曹寇的文章，是在动车上的《旅伴》杂志，后来也经常看到他的小说和专栏见诸各种时尚媒体，这和一般的只给文学期刊写作的作家不同。曹寇的写作一直是有他的读者，这也决定了他的小说往往用日常化的表达。何平以三个哲学和审美意义关键词“无意义”“无聊”“反常”总结曹寇小说。

  在何平看来，当下意义过剩的世界是一个幻象的世界，而退回到“无意义”，其实是回到人如何去认识世界怀疑的起点。如此，可以重新认识曹寇小说的意义。“比如他写一个人在公交车上晃荡，遇到了一个‘胖女的’……这个小说写的什么？怎么去解释？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曹寇从原点，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开始。很多写作者从所谓预设的‘意义’开始，且不需要为这个意义做任何追问，简单粗暴地冲着一个大而无当的目标安排自己的写作。”

  再者，曹寇小说中的叙述人总是带着无聊感和荒诞感看待这个世界，就如陈晓明教授所总结的“无聊现实主义”。其实“无聊”是一个有着丰富性的词，“鲁迅《呐喊》自序谈到自己的写作动力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无聊’‘虚妄’。鲁迅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就是无聊乃至是虚无的，这种审美和哲学意义的无聊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应该得到很好阐释。曹寇以无聊起点，不被预设的意义先入为主地介入。”

  再一个“反常”，《鸭镇夜色》里的王奎和张亮，人名是两个符号，一会变成小镇老师，一会儿变成小学同学，一会儿变成小镇小职员。很多小说是讲确定性的东西，而曹寇小说是在讲可能性的东西。他写小镇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文学故乡，而是挖掘小镇青年究竟有多少生命、精神及文学意义的可能性。

  小说家顾前对曹寇小说的荒诞感印象深刻，“他的荒诞性不是建立在人为的‘硬搞’，而是发现生活本身的荒诞将之描述出来。曹寇写了很多日常琐事，如果要追究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其实应该追问生活本身有没有意义。这种荒诞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要是能够如实地记录，它就有它的意义。”在他看来，曹寇从来没有去刻意寻找那些能够进入评论视野的东西。

  曹寇坦言，2002年从学校辞职后，他一直是以稿费为生，这样的生活方式的的确确影响了他的写作，那就是写的东西要有人去阅读。“如果说一个人有什么文学成就的话，并非现在能被认可，如果百年之后还有读者愿意去读，这就已经足够幸运了。”对于很多评论者所说的他写小人物，曹寇不以为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对所谓底层或边缘群体的倾斜。对任何人来说，他都生活在自身生活的中心地带，不存在边缘的界定。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稀有动物，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曹寇反倒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