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叫《三仙汤》的非虚构作品引起众人瞩目，不禁让人想起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三仙汤》对北京的文化圈进行了全景式追踪，对其中的三位代表人物——张弛、狗子、阿坚的性格、思想、轶事、传奇做了精准剖析，他们是北京城甘于处于边缘的另类文化人。该书用细密的记忆与精到的文字，加上具有“偷窥”性质的自画像解构，最大限度地呈现了非虚构写作的丰富性与真实感，具有洞穿现实生活的巨大力量。西川认为：“高星为我们的时代生活提供了与众不同的书写标本。他写出了另一些人，另一些灵魂，另一些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由于这‘另一些’，我们的生活才显得立体和多样。”

  在序言《日落西山或文学完蛋的见证者》中，高星梳理了北京文化圈的脉络，援引文学批评家圣伯夫的话揭示记录的意义之一：“每一个社交圈都是独立的小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了解一切事情并相信别人也了解同样的事情。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小圈子解散了，消失了，无迹可寻，没有任何事情记载下来，最后人们不得不胡乱猜测一通，根据模糊的传说，根据微弱的回声，试图追怀以往。”擅长整理记录的爱好、作为哥仨好友的身份，高星有意无意地留下这些记录，把北京这一文化圈可能沉默的故事从30年的记忆中打捞出来，成为冰山一角，留下记忆。本期《读家对谈》，嘉宾主持育邦对话作者高星，与他聊一聊这本书、这三位大仙。

  1

  育邦：您的新书《三仙汤》一上市即迎来叫好声一片，让我想起不久前崔健在网络上开的演唱会，竟然有4000万人观看，似乎怀旧也成为我们时代的巨大主题。我们忙不迭地缅怀逝去的岁月，祭奠梦幻中才能出现的青春，光怪陆离，又不免令人唏嘘。

  高星：是啊，崔健自己也没想到会创下这个纪录，甚至有点不相信。我们总是习惯说：时代在进步，时代飞速发展。其实说到底是时代在变化，变化也包括我们失去的。因此，怀旧就是因为缺，就像馋因为饿。当然，也有人说怀念上世纪80年代，是这代人倚老卖老。《三仙汤》如果说也是怀旧的话，那是现买现卖，因为，记述的就是身边的人、昨天的事。詹姆斯的《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是通过“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以此抵抗文化的失忆，重新建立精神的联结。他力图挽救一些被留存在遗忘边缘的名字，还有消失在晦暗断裂中的历史事件，以及更多的所谓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淬炼，重组为我们所知的历史。在讲到人文主义的召唤时，他说：“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占有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

  其实，我没有为阿坚、张弛、狗子树碑立传的想法，更没有挽救文化失忆的使命。我主要是想实验一下，他们非典型性的人生到底可以牵动多少“局”外人的心？到底有多少模仿和复制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坐在一起，也不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就像每天喝的酒，再怎么样也是喝大了为止。喜欢回忆和怀旧，是老了的标志。积攒多年的人生经验，成为我们这些人日常写作中大把大把的素材。我们懒得结交新朋友，就像厌倦创新的实验，哪怕是重复的日子。朋友说我记性好，能把往日的故事惟妙惟肖地叙述下来，还能再现那些细节。那天，在狗子家，尹丽川还夸我记忆力惊人，笔下的朋友写得好看。她当时也不知道我写了这么一本书。当然，也有人讽刺我只是热衷朋友的八卦。但我知道，要说记忆，我真比不上那哥仨。阿坚能说出早年阅读储备的一些边边角角的生僻知识，似乎他那不认真的劲，倒可以让他过目不忘；张弛随口就是大段古文名诗，真可以倒背如流，让那些伟大作品实践如雷贯耳；狗子可以记住朋友的生日星座，甚至某年某月某一天的谈话。

  2

  育邦：您对北京文化圈中的三位代表人物——阿坚、狗子、张弛进行全方位记述，构成京城各种人物关系的长卷画面。您写的是文艺圈的事，更精确地说是文艺老炮儿的真实行状，与冯小刚导演的《老炮儿》既有相似的时代烙印，又多有迥然不同的意趣。

  高星：其实，要按北京话“老炮儿”的严格意义，三个人里也就阿坚和老炮儿沾一点边，因为他比“老三届”岁数要小一点，虽然也算是大院的，但不是军队大院的。张弛是军队大院的，狗子是计委大院的，但他们年岁小多了，没赶上“老炮儿”的时代。关键是在气质上，他俩和北岛、芒克、崔健、王朔、姜文、阿城等也不一样。但他们仨身上确实有着一种北京人特有的市井文化。来自上海的戏剧家赵川拍过他们一个纪录片《天下不散的筵席》，还有也是来自上海的收藏家方叉、杭州的诗人方闲海、画家石磊非常迷恋他们，其实他们是对所在地域文化差距的敏感，甚至是对京城文化的一种致敬。

  育邦：事实上，您书中的主人翁或多或少地被大家看作边缘人。套用一个文学概念，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一种“多余人”的存在状态。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曾把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等都作为“多余人”对待。他们往往生活优渥，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有理想之剑，却不知挥向何处；他们反抗庸常的现实，但行动甚少。有人甚至认为，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高星：他们当然算是“边缘人”“多余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人布罗茨基一样，被称为“社会寄生虫”。他们生活谈不上“优渥”，后来都没有了工作，算不上穷困潦倒，也是混日子。但他们谁也没被饿死，甚至以此为荣。要说“受过良好教育”，阿坚早年考不上北大，最后上的是大专改的首师大；张弛上的是北外，但是最终肄业；狗子从小是好学生，小学数学获过奖，中学是北京四中（北岛的校友），大学是北广，算是名牌大学。要说“修养”，他们是不屑一顾那种，属于破罐破摔，消费“理想”与“思想”。正如你所说，“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育邦：阿坚和陈嘉映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一方面陈嘉映是阿坚的思想领航者，一个精神导师；另一方面阿坚身上的人间烟火气也深深吸引了长于形而上思考的哲学家陈嘉映。也可以说，他们之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镜像，是亦师亦友亦兄弟的关系。陈嘉映说阿坚是“和时代抬杠”，阿坚有没有说过陈嘉映是“和时代和解”呢？

  高星：作为哲学家的陈嘉映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阿坚的批判力量和玩世不恭，在陈嘉映面前都不好使，倒是经常被陈嘉映嘲讽、奚落。他们本身就是“和时代和解”吧。

  3

  育邦：著名的啤酒主义者狗子老师很有趣，活得真实锐利。太宰治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深中其下怀。他坦诚，绝不虚饰，大多数时光都有消沉萎靡，在酒精中度过，但他却时时表达出对于伪善的睥睨、对于真理的诘问。我以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几乎接近被磨灭的“魏晋风度”。

  高星：张弛有一年打算拍个以狗子为主角的《竹林七贤》电影，但一直没弄到钱，落得“不成功便成仁”。狗子最近对我说，他是在大学时期开始喜欢太宰治的。太宰治软弱、自我暴露，但又充满战斗精神，这些东西深深打动了他。狗子说：“太宰治就是把弱发展到极致，反而变成了一种极强。对于颓废来说，基本上就是弱，到最后就变成一滩烂泥了，瘫了；而太宰治，就是这种所谓文学上的颓废主义，他们实际上是退到最后，反而变成了一种特别刚强的东西，跟颓废主义字面正好相反，是一种充满战斗精神的东西。”在唐大年导演的纪录片《三味线》中，我看到狗子“我”“我”的口头语，他在片中与太宰治隔空对话：“我们就差喝上一杯了！”

  育邦：您、阿坚、狗子和张弛，似乎不在“局”中，就在通往“局”的路上。这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局”把你们的人生网罗在一起，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大块吃肉、大碗喝

  酒、聚啸山林，但任何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事都没有干过。

  高星：我编过两本《狗子的饭局》，张弛也出过《北京饭局》，成为北京饭局文化的一系列景观。以阿坚、张弛、狗子为首的西局，不管算是民间，还是另类，还是边缘，肯定都是自己人，注定要走到一起来，这是别无选择的结果。不管阿坚、张弛、狗子是一条心，还是各怀鬼胎、争风吃醋，还是以狗子为基点的稳定三角形，肯定是同一命运共同体，哪怕这是北京最后的文化风景线。方叉最近在微信上说：“不光2020年，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bussiness，硝烟弥漫。我从来不反对商业，但能不能给情怀留一丝立锥之地？我不喜欢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喜欢。”张弛总说：“我们是文学完蛋的最后见证者。” 他曾对我说：“如果你不记录我们，就没有人记录了，就彻底丢失了。我们是北京文化的最后掘墓人，最后的文化英雄。”

  4

  育邦：您如何描述与三位大仙之间的关系呢？他们眼中的您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高星：我和阿坚、张弛、狗子交往近三十年，长期混迹其中，被北岛称为“四人帮”。我是他们之外唯一的体制内人员，行为要比他们谨慎得多；同时，作为挣工资的人，当然要经常请他们吃饭。我这种双重身份，保证了平日对他们的了如指掌，又保持着对他们的旁观者清。阿坚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朋友要相互折磨”；狗子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张弛更是“得理不饶人”。因此，他们平日里对我的批判和讽刺要多于赞美，我早已习惯，俗话“褒贬是买主”。

  育邦：阿坚、狗子、张弛，这三位大仙，在时代洪流中，也许并不是“成功者”，当然也有人把他们看作“失败者”。我认为他们既是时代潮流的领引者，也是贝克特所说的“反道行驶者”。他们是时代的“顽石”，在水流的冲洗下，散发出人性里最为本真的光芒。

  高星：在本书中，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和准确。尽管我是当事人和见证者，尽管我做到了客观公正，尽管他们活得真实，尽管他们平日日记体的写作文本保证了我的非虚构需求，尽管他们可以做到让我口无遮拦，但我还是有些选择，有些力不从心。毕竟，我要面对他们三个人，面对周遭的这些朋友（特别是女朋友），面对更多的读者，面对市场和社会。同时，我对阿坚、张弛、狗子他们人生的评价，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也做不到滴水不漏。有些只言片语，有些轻描淡写，有些蛛丝马迹，有些点到为止。挑剔与委屈，暴露和遮蔽永远并行，可靠的证据永远在路上。但基本上，我保持不加主观臆断，只用事实旁敲侧击。说到底，对于阿坚、张弛、狗子的结局，肯定是一种悲剧性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如同英雄难过时代关，太阳正在落山。所以张弛才爱说他们是“文学完蛋的最后见证者”，这不是自身的夸大，而是多少有点凄惨的自慰。

  育邦

  1976年生。从事诗歌、小说、文论的写作。著有诗集《忆故人》《伐桐》，小说集《少年游》，文学随笔集《潜行者》《附庸风雅》《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等。现为《雨花》杂志副主编。

  高星

  诗人，专栏作家。1962年出生于北京，1995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出版诗集《高星诗选》《词语诗说》等，文化评论集《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镜与书》《夸夸其谈》，随笔集《中国乡土手工艺》《京华名人踪迹录》《向着西北走》《向着东南飞》《香格里拉文化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