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的评论集《小说风景》近日出版。

  作为一位持续关注女性文学领域的专家，张莉对于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篇目有着新的解读视角。如解读鲁迅的《祝福》时，她观察到小说中人们对祥林嫂的指责，在她看来，“柳妈之所以能占领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可以站在审判他人的角度，在于祥林嫂和她都相信女人节烈这一话语体系。”重读沈从文，她谈到了当代读者阅读立场转变的重要性。“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丈夫》写的是人性复苏，可是，这里的人性其实指的是夫性，小说中的妻子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原因都是她不想惹她的男人生气，即使这个丈夫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很卑微。”

  在另一部随笔集《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中，张莉试图“以文学中的女性生活，观照现实中的女性生存”，通过丁玲、萧红、铁凝、张洁、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文本分析，对当下热门女性问题进行思考，用以纾解我们今天的困惑和精神疑难。

  在作家普遍不愿彰显自己的性别身份，甚至“女性写作”有时候会被当作一个伪命题看待时，张莉重提女性文学的传统，以丰富和调整我们时代文学的读法。

  “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因为女性文学里，有被普遍忽略的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立场。”她说，“强调女性视角，不仅仅是强调女作家作品里的视角，也要站在女性视角去解读男作家的作品，去认识那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用受害者思维去思考

  读品：《对镜》这本书有篇导读《文学为什么要分男女》。在作家们普遍不愿彰显自己的性别身份，且女性作家一般会以“写得不像女人”作为褒奖时，你为何要讲文学男女有别，进行女性主义批评？是否带有某种“反抗”意味？

  张莉：几千年来，我们对文学的判断是以男性作家作品为主建立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沿革，因为一百年前，也没有广泛的女性作家、女性作品出现。既然历史上有这么长久的男性文学主导的审美，那么在女作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审美判断里面加上女性文学的判断标准，才会更丰富和更完整。

  我希望建设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文学判断标准，其实我们的文学史已经在建设了。比如我们讨论丁玲、萧红、张爱玲，讨论阿特伍德、门罗，讨论《那不勒斯四部曲》，实际上也是更新什么是好的文学的标准，这是来自女性视角的建设。我一向认为，建设更有意义，更有利于推进文学本身的发展。

  读品：《对镜》分析了不少男性作家写女性的作品。一些作家对于女性内部的战争有过充分的描述，《妻妾成群》里几个女人的争斗是为了争夺一个男人的宠爱，《玉米》里的玉米会抱着弟弟羞辱那些和父亲有关系的女人。你如何理解女性之间的嫉妒和敌意？

  张莉：女性之间的嫉妒和敌意，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被建构的。男人之间难道没有嫉妒和敌意吗？文学戏剧里更愿意放大女性之间的嫉妒和敌意，而且往往只是围绕着男人。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关于姐妹情谊的讲述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发现女性之间的嫉妒和女性之间的情谊，有可能比重是差不多的。

  《玉米》也好，《妻妾成群》也好，作家都非常犀利地看到了女性身上的那些黑暗和弱点，并诚实地表达了出来。我很欣赏这样一种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并不是说歌颂女性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写出女性身上幽暗部分的作品也很珍贵动人。

  读品：近年来，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张莉：艾伟有一篇小说《敦煌》，把女性恋爱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扰写得细致入味、惊心动魄。徐则臣的《青城》，写一个女性为了和男导师在一起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情感境遇并不是特别美满。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写一个中年女性不断谈恋爱不断被骗的故事，虽然这个女性看起来很不靠谱，但依然让人觉得她很有意思。从这些作品能感受到作家们对女性形象体贴入微的表达，他们没有把女性当作一个“他者”去想象。

  读品：你觉得文学作品可以解答女性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吗？

  张莉：文学作品会让我们更丰富地理解这个世界。《对镜》里讲到陈衡哲，既要顾及家庭和孩子，也要努力著书立书，读她的故事，会觉得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孤例。再比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阿三对爱情那么执迷，以至于失去了主体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我们警醒。阅读文学作品可以让人经历更多的人生。

  《对镜》讲了二十多个女性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女性生存，在面对类似际遇时，可能不那么慌张，不那么自怜。我们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只有我们遇到。看了这些故事，会了解世界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姐妹就这样走过来了，或者，如果知道她们没能走过来也会思考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希望《对镜》对读者而言是一种“温柔的陪伴”。

  看到新的爱情密码，看到新的小说风景

  读品：《小说风景》不完全是“女性主义批评”，但其实女性视角一直都在。比如你指出，如果鲁迅只把祥林嫂当成“人”而不当成“女人”写，《祝福》这部小说不会成功。站在女性立场阅读男性作家的作品，你看到了哪些男性研究者看不到的地方？

  张莉：《小说风景》是探寻我们

  这个时代的读法，而我们正身处一个性别觉醒的时代，坦率说，女性视角帮助了我的解读，但它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我只是认取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批评家身份。不用受害者思维去看问题，我希望在这些小说里看到女性作为主体的能量。

  《祝福》里面固然可以看到鲁镇环境对祥林嫂的种种压迫，但是站在祥林嫂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她不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一直在反抗，一直在努力争取命运的自主权。她是一个被压迫者，同时她也是一个反抗者。虽然没有反抗成功，那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给她机会。从这个视角出发，会看到《祝福》里边写了祥林嫂的多次反抗。当然，不仅仅是我，很多研究者也在努力还原祥林嫂的女性身份，只有正视她的女性身份，这个人物才真正活起来。

  以女性视角读沈从文的《萧萧》，会看到萧萧这样的童养媳是幸运的。小说中写道，“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我的意思是，“剪子”的这部分被小说家简化了。作为读者，我当然可以认同沈从文对女性生命力的描述，但同时我认为读者应该看到那把剪刀对生命力的扼杀。

  郁达夫的《过去》也是如此。“老三”是一个哀怨不幸、爱而不得的女性形象。如果站在女性的立场，也会感受到她的冷静和清醒，她对“李先生”的拒绝，是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发现，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

  用我们今天时代的读法，用性别觉醒的角度重新看待这些经典，依然能够看到经典之所以是经典的部分。如果说《小说风景》有新的读法，我想一部分原因在于受益于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当然，我也不是唯一或者第一个这样做的。我在书里也讲了，早在八十年代，赵园老师的《论小说十家》就有这样的视角。今天的我之所以能重新受到启发，是因为我所处的时代语境让我重新看到了。

  读品：《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谈到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比尔》三部小说。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有文艺女性的身份特征，都一往情深地爱着男主人公。阅读对女性来说是危险的吗？

  张莉：有一种说法，阅读对于女性是危险的，包法利夫人也好，书里面分析到的这些女性也好，她们的确是中了爱情小说的毒。但我不完全同意。在我眼里，阅读是美好的的、有吸引力的，它帮助读者，男人和女人，学会理解生活、理解爱情。我们很多人得益于阅读，通过阅读遇见更辽阔的世界。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理解爱情都有各自不同的通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三毛的散文，会去想象一种流浪的爱情。现在年轻人可能通过剧本杀学习爱情。我想说的是，人不是天生会谈恋爱的，人是在成长中学会谈恋爱的。以前的青年会从书籍中学习恋爱经验，像书中人那样去海边、去咖啡馆或者去文学社团遇到意中人。今天的青年可能更会受到影视剧、短视频还有社交媒体的影响。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恋爱密码。

  很多女性写作里边少了那种“飒”

  读品：你从2019年开始每年编一本女性文学选，有没有每年都入选的作家？三年下来，你觉得女性写作出现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作品？

  张莉：女性文学选每年选20位作家。年选与上一年的作家重叠率不会很高，一般也就两三位。没有三年都入选的，两年入选的还是蛮多的，比如说蔡东、文珍、淡豹、邵丽等，她们在创作领域目前也是很活跃的。

  现在很多年轻女作家，比如90后的三三、叶昕昀、修新羽、蒋在等等，她们对女性处境的理解让我很惊喜。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很多，邵丽有一篇《风中的母亲》，写了一个特别的母亲。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词语来形容，便是“躺平”的母亲，是彻底拒绝“内卷”的母亲。这个母亲身上的缺点显而易见，懒惰、胆怯、无能，同时身上的优点也很明显，放松、自由、自在；虽然漂亮但也不想把自己的美貌变成阶梯，用以改变自己的一生。她看起来没个性，但骨子里非常有个性，拒绝标签，活得心安理得。给自己松绑的同时也给别人松了绑。这样的女性在今天非常少见，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海淀妈妈，其实都是被螺丝拧得很紧的女性。

  读品：但你也曾说，今天的女性写作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对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个脱节。

  张莉：不满足是把中国女性写作放在了更大的维度里边。以文学年选这个维度来讲，近三年你会看到女性写作的进步或者改善；但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里，你会觉得中国的女性写作，是一种“察言观色”的写作，不太直面坚硬的真实。我们形容女性有一个词叫“又美又飒”，怎么说呢，我觉得当下女性写作里边少了那种“飒”。

  你看八九十年代王安忆、铁凝、翟永明的作品，包括林白九十年代的作品，她们对女性的那些看法和理解，今天看起来依然很新锐。近十多年来，这样的作品还不多。我认为时代和写作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到了一定时候，好作品就会应运而生了。另外，我也要说，有一些作品的性别意识其实是隐性的，需要很久以后我们重新回过来再发现。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当时并没有人把它当作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但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那些很尖锐的性别意识已经在她的作品里面出现了。我最近读了一个非虚构作品，杨本芬的《秋园》，看得几度落泪，这是一个深具女性意识的写作。

  读品：什么样的女性写作是你理想中的女性写作？

  张莉：真正的理想中的女性写作，就是即使你不借助性别这个火把，它依然可以成为文学史上的路标。今天，我们不强调萧红、丁玲、张爱玲是女作家，她们在新文学史上依然也有一席之地。

  坦率说，女性写作的历史不长，它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很多女性写作理解人与人的关系时，总会放在男女关系里边去理解。但不应该如此。所以，我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是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伍尔夫讲过，优秀作家都是雌雄同体。她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女性把她的目光从起居室里挪开，看到人和大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莎士比亚的妹妹”才会真正地出现。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