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小说家吴晨骏，在文坛是有几分传奇色彩的。
这和他的两个人生决定有关。1995年他辞掉电力系统的“铁饭碗”，拖家带口在租来的民房里埋头写作7年，作品一度覆盖各大名刊；2008年，他却为了陪伴女儿读书、高考，在文坛消失了10年。直到2018年，吴晨骏回来了。
他并不善于用多少深刻而诗意的语言来概括文学之于他的意义，但是对文学的那种虔诚，身边的人无一感受不到。这种虔诚是非功利与出世的。因为在他的价值体系中，世俗意义的那些好坏标准他并不受用，他的标尺只有文学。文学是无尽的时间里重要的事情，以前是，现在依然是，未来永远是。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张垚仟/文 牛华新 苏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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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踏入文坛时，吴晨骏还是就读于东南大学动力系的学生。学习工科是家人出于生计为他做出的选择，庆幸的是，因阅读而埋下的写作火种并没有因此熄灭。
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韩东、于坚、吕德安、小海、丁当、于小韦、刘立杆、朱文……这群因民刊《他们》而崛起的作家，对吴晨骏的影响不言而喻。1993年，吴晨骏开始在《他们》上发表诗歌，1995年，他参与编辑了《他们》第9期，也是纸质《他们》最后一期。
吴晨骏说，在这样一个出于对写作的共同热爱所形成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极具个性的，是这些人把每个人最优秀的部分展现在“他们”里，才有了“他们”。
譬如，诗人于小韦有一个观点“诗要接近于人”让吴晨骏格外共情。无论是诗的情感还是诗的表现内容都要跟人靠近，“比如说我们写树叶，如果仅仅是描写树叶的话，它跟人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纪实，它不属于诗。”
诗是什么？“我看树叶跟我是什么关系，给我是什么感觉，要触及到人的内心，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诗歌去具体表现的。就是通过个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这种写作才有意义。”
早期写诗频繁的那些年，吴晨骏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个性”这件事。他的“个性”不是特立独行，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用顺其自然得来的方式去写作。
吴晨骏反复强调“本能”。他说，年轻时候的想象力来自人的血液里面，是一种本能，所以年轻时候的写作更主要的是出于内心，表达内心纯粹的一种感情。就像他进入文学，也是一种本能，被一种隐秘的、原始的力量所驱动。
第一部诗集《棉花小球》收录了吴晨骏1989年到2002年间创作的一百多首诗。在序言中他写道：“区别一首诗歌好坏的，不单是形式，也不单是内容，而是其中包含的诗歌精神。诗歌精神说到底还是和人性有关，与人性的健康和活力有关。诗歌需要的是力量、准确、专注、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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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系统工作六年之后，吴晨骏辞去了公职。
二十多年之后再谈起，吴晨骏只是一句轻描淡写：“那时候我决定写小说了，应该是认真去写，不应该被别的事情打扰，这样就把工作辞掉了。”
他辞去了工作，也放弃了公房等一切待遇，带着家人在一间出租屋里开始了自己“小说家”的生涯。他从来没有后悔做这样的决定，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去做。
他并不在意世俗意义上境遇的好与坏。“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任何经历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写作的财富。生活经历变化之后，会体会到很多以前没体会到的个人情感以及对人生的看法，好的环境和差的环境，作家都应该去体会，而且是切身的体会，才能产生比较真实的收获。一个作家应该融入自己的生活，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小说家要跨越多远的距离？吴晨骏的转变发生得自然而然。
“没有经历诗歌写作的人写出来的小说，会缺点什么。”吴晨骏的小说写作自然延续着诗歌中对于人性的关注，出版于2002年的小说集《柔软的心》汇集了14个短篇小说，有写一个人惶恐不安的《上学》，有写对亡友追念的《柔软的心》，有写流浪艺人的《脚气》，有写寄人篱下生活的《红村》……大多蕴涵着悲悯、哀伤的因子，从各个角度反映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34路终点站，站名叫‘中山码头’……”收录在小说集《明朝书生》中的一个短篇小说《梦境》，则被视为“吴晨骏出走之后”的自我反思，自叹、自嘲，吴晨骏在这篇小说中建构了他的记忆世界。
吴晨骏承认，这一阶段的写作与他当时的境况有关，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他个人的投射。人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不为环境的状况所胁迫而体现出来的价值，是吴晨骏试图去关注的。
“困惑”，某种程度上是吴晨骏真实和深入写作的一种驱动力。事实上，从高考开始，吴晨骏就一直处在这种困惑之中，当诸如辞职写作的观念与家人朋友产生冲突，当金钱至上的观念与自己的追求产生冲突，“困惑像个幽灵一样附着在一个写作的人身上，我必然要把困惑写出来，因为这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跟我的生命有关。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好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带来的困惑一直存在。”
吴晨骏笃定地说，年轻时候写的短篇，代表了他个人短篇小说的最好水平，因为他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内心，而那个时候的情感强度和体验，再也不会到达了。“痛苦，实际上是比较有深度的，而快乐它是短暂的。要怎么去表达一种很深度的痛苦，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作品可能没有完全表达出我自己所想的，但是我努力把它写出来。辞职之后，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都是把生活最底层的这种最有深度的痛苦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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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写作这样虔诚的吴晨骏，也会在文坛消失十年，让人出乎意料。
2008年，为了陪伴读初二的女儿学习、高考，他毅然辞掉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回归了家庭。这一非常“入世”的决定，与1995年辞职写作的初衷看似背离，却自有道理。
事实上，当时吴晨骏的小说已经覆盖包括《收获》在内的各大文学期刊，多部小说集陆续出版。距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似乎近在咫尺。
照顾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还不是他“离开”的全部原因。“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停一停，重复自己没有意义，我大概写了几十个短篇和一个长篇，还有一些诗歌，我的生活阅历已经全部被我挖掘空了，继续写下去可能写出来的就是不好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停顿对于未来的写作而言，未必是坏事，但对当时身陷柴米油盐之中的吴晨骏来说，还是有几分残酷的。他坦言，已经淡忘了写作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甚至一度对写作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写作也影响不了社会，对自己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我就会怀疑写作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在女儿顺利考上大学后的五年，他依然没有归来，而是沉浸在艺术氛围中，看了大量的电影。
直到2018年，写作才在与诗人朋友的重新交往中重启。吴晨骏说，那近乎一次唤醒。像柴火一般，仅剩的一点火星，再一次被点燃。
更为神奇的是，就像一个计算机的内部程序变化了，新的程序产生了现在的作品。归来后的吴晨骏变得非常高产，他用诗记录日常生活，把朋友写进诗歌，表达对生活的看法，依然用真诚的眼光看待世界，写出真实的作品。
在低谷期一度找寻不到答案的“写作的意义”，吴晨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为什么要写下去，可能是因为我几十年前选择了这个道路。我总要对几十年前的自己负责，对当初的选择要有一个交代。而我也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向，能让自己写下去。”
吴晨骏曾在诗里写过《写作》——写作是将自己剥光，露出肠子，露出心脏。“写作让我自己的生活有了价值，它会让我觉得自己一生还做了一件值得我自己高兴的事情，没有白白度过这一生。写作最终会成为一个作家活下去的意义。”
■对话
评判个人作品的唯一标准是情感
读品：你觉得自己近几年的写作与年轻时的写作相比有什么不同？
吴晨骏：现在写诗歌我已经不害怕重复了。我以前写的诗歌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和表现，是不能重复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特的载体。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强调个人的独特角度，但现在我写诗并不很强调个人的独特角度，而是更加在乎我跟世界的接触和关系。
我会写与自己接触亲密的人和事情，不去写太远的东西。也许人年龄大的时候会感觉情感对一个人的生活更重要，所以我更关注能给自己温暖的东西，或者对我有刺激的东西，这个刺激也许并不是好的感觉，也许是坏的感觉，我也可以把一种坏的感觉写出来。实际上写的是个人与世界的相互影响，我现在更加喜欢写个人跟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现在的写作更加关注情感与真实性的结合。
读品：你对自己的作品被称作口语诗怎么看？
吴晨骏：我完全不能接受人们对诗所作的任何分类。诗歌最好的形式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诗人的天性所到之处。诗歌的语言应该是具有活力的，是来自诗人对语言的独创性理解和运用。也许某个诗人的作品中口语的成分多一些，另一些诗人少一些，但这可能并不影响他们同样的优秀程度。问题是他们在各自的语言体系里，他们是否都做到了极致。我对现在所谓“口语”诗的看法是，在“诗”的前面冠以口语，没有必要，尽管我所用的诗歌语言基本是所谓的口语，但我不赞同口语诗的说法，诗歌就是诗歌，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歌，只是有些诗歌我喜欢，有些我不喜欢而已。
读品：评价自己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吴晨骏：对我现在的写作来说，评判自己作品好坏唯一的标准就是情感。如果作品中情感不强烈，它的价值会少一点，如果作品中情感强烈一点或是准确一点，我就会把作品留下来。这种情感是与写作对象之间的情感关系，并不是大众诗歌中的抒情方式，而是我与写作对象的真实情感，根据这种真实的情感来判断。
读品：近几年写作的重心为何在小说上？
吴晨骏：与诗歌相比，小说更能体现一个人写作的综合能力，这是我回到小说写作的原因之一。另外，小说艺术能比诗歌更好地表达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小说的技术容量和表现空间都比诗歌更大。
读品：南京作家圈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晨骏：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认识了很多单纯、纯粹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在南京作家圈中是很多的。南京的这一批作家并不关注世俗的成功，只要写作，只要写得好，他们都会觉得你有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品要写好。
吴晨骏
1966年生，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现居南京。著有小说集《明朝书生》《我的妹妹》《柔软的心》《对一个人我们了解多少》，诗集《棉花小球》，长篇小说《筋疲力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