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闲谈时，你常会听到“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打开电视，古装剧里的女性角色玩转宫斗、宅斗不亦乐乎，现代剧里的“大女主”脚踩高跟鞋勇撕小三；看娱乐八卦，关于女明星之间“塑料姐妹情”的文章堪称营销号的吸睛法宝；社会新闻版，“防火防盗防闺蜜”相关的内容层出不穷……似乎，女性之间很难拥有真正纯粹的友谊。事实真是如此吗？
女性友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关于女性友谊的书写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或许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中的复杂性，同时为女性友谊正名。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文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女性之间无法拥有真正的友谊”，这一看法绝非当代人的发明。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女性不配拥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样忠诚和坚定。十六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著名的《论友谊》中大书特书友谊的重要性，提出了“异体同心”的概念，却将女性排除在外，认为“女人的普通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友谊”“她们的灵魂看来也无法承受如此紧密且持久关系的压力”。
文学作品中，从《伊利亚特》到《罗兰之歌》，从《古今小说》到《聊斋志异》，对男性友谊的歌颂跨越了阶层与国界，不论史诗英雄还是升斗小民都愿意为朋友出生入死。与此同时，女性友谊却往往被忽略，即使偶然提到，那种感情也常常是脆弱而微妙的，困顿于虚荣与敏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身为现代女性的张爱玲甚至“大胆开麦”：“一个女人，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
为什么“女性之间没有友谊”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是什么阻碍了女性之间建立友谊？日本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支配的社会中，女人之间的友情在‘原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以男人为归属，而互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女性由于欠缺社会资源，许多时候只能通过依靠男性获得社会生存，靠男性赋予价值。当女性从小就被鼓励将异性的爱作为获得幸福和认可的主要方式，就会忽略同性的交流与陪伴的重要性。此外，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的婚姻关系紧密结合，随时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这让女性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很难确定自己和其他女性的位置。总而言之，只要还处在性别不对等的社会中，女性共同体就很难成立。
为什么女性之间总是暗流汹涌，背地里展开“隐性攻击”？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一书中，作者蕾切尔·西蒙斯采访了曾是霸凌对象和霸凌者的女孩们，直面给无数女性带来困扰乃至创伤的畸形社交文化——相比男孩，女孩往往承载了更多社会要求：受人喜欢比表达真实想法更重要，成为“完美女孩”比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更重要。对冲突和愤怒的回避令女孩们惯于采取“另类攻击”的方式处理争端，也令她们频频陷入人际战争的泥淖之中。
女性情谊“浮出历史地表”
在过去的四百年里，随着女性渐渐拥有读写能力、社会经济资源和公民权利，女性之间的情谊开始变得越来越显性。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玛丽莲·亚隆与小说家多诺万·布朗在《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一书中记录了西方的女性友谊“浮出历史地表”的漫长历程。在两位作者看来，“闺蜜”这个简单的词汇不仅指向女性之间私人的亲密交往，它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思潮，它的概念内涵的变化，也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息息相关。
早在中世纪，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谊就在修道院出现了，修女们学习用拉丁文阅读和写作，这对当时的普通女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她们留下的文字中，记述了一起生活的相互依赖，以及朋友之间深厚的情感。但是，这种亲厚的友谊被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不为世人所知。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兰夫人和苏菲·格朗尚两位女性的友谊引起人们的注意。罗兰夫人是当时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因为临终时一句“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闻名于后世。在被政敌抓捕、处决前，她被监禁在牢里长达五个月，格朗尚是罗兰夫人生命最后两年里最亲密的女性朋友。行刑当日，罗兰夫人请求格朗尚在她走向断头台的路上目送她：“你会减少这段可恶旅程所引发的恐惧。我至少可以肯定，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会在如此可怕的考验中抛弃我。一个配得上我的人会对我的坚定表示敬意。”
浪漫主义达到顶峰的19世纪，强烈的、充满爱意的友谊在英美学校开始流行，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艾伦·纳西在寄宿学校时就建立了浪漫的友谊。两人的友情主要通过书信来维系，在信中，夏洛蒂坦承自己对婚姻的顾虑、对生活中诸事的看法，这种坦率真诚的联结和直言不讳的讨论甚至一度让夏洛蒂的丈夫感到威胁。无独有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也通过信件和女友们讨论流产等当时尚无法公开讨论的问题。通过私人友情，她预见了美国后来更大的社会变革。
反观中国，女性的友谊与觉醒虽然迟来一步，但也丰富多姿。晚清时期，中国湖南江永地区的女性曾发明了一种仅在女性之间学习和使用的文字“女书”。“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唱诗体，通常书写在扇面、布帕和纸片上。通过女书，当地女性形成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民间组织”。女性友人以此分享对彼此的信任、倾诉生活中的忧虑、互相慰藉，甚至囊括了对自然灾害的记录以及日军侵略带来的创痛。女书在给予女性交流机会的同时，或多或少让她们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之外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诉说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削弱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规训。
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下，一部分中国女性走出闺阁，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团体。1903年，中国最早的女性团体“共爱会”建立，随后，又有为女性争取参政权的“女子参政同盟会”。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女性从此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庐隐在《海滨故人》中提出了女性友人一起生活的构想，以及表达这种生活形态被婚姻打破的沮丧与悲哀。
当我们回望历史，得以了解从前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还原女性的经验与声音，以及她们是如何依靠彼此，如何在互相鼓励和彼此激发中逐渐进入知识领域和公共领域。曾经被忽视的女性情谊，正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友谊这面镜子看见自己
1985年，女性漫画家艾莉森 ·贝克德尔借角色之口提出了测试影视作品的要求：至少有两个女性角色；她们两个互相交谈过；交谈的内容与男性无关。后来，“贝克德尔测试”进入主流评论界，成为估量电影中女性角色的代表程度及其是否得到充分发展的简易量尺。
今天，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逐渐走出“打小三”这样简单讨巧的矛盾冲突和“女人最终要靠男人拯救”这样灰姑娘式的套路，开始有意识地纠正关于女性友谊的诸多偏见，书写其中无数的层次，重新发掘女性友谊的复杂与立体、爱与竞争。
正在美国HBO电视网热播的《我的天才女友》堪称近期描绘女性友谊的代表作品。电视剧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莉拉和莱农出生在那不勒斯的破败街区，表面看来，两个女孩的命运因为是否受教育而分道扬镳，不同的教育履历给了她们不同的婚姻，也让她们迅速归入不同的阶层；但根底里，两人之间复杂的友情纠缠、贯穿彼此人生的始终。在艰难的环境中，同样身为弱者的两个女孩相互支持、妒忌和猜疑，又不断通过友谊这面镜子进行自我探索，向对方学习由此获得成长。通过埃莱娜笔下复杂的友谊，女性得以窥见自身心智的幽微之处，发现彼此的共同点和联结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张力释放到更广阔的天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巧合的是，早在埃莱娜·费兰特之前，《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写过一部关于“天才女友”的故事——《形影不离》。小说以波伏瓦少女时代的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书中安德蕾与希尔维的生命轨迹，与莉拉和莱农别无二致：聪明叛逆的安德蕾在家庭和礼法的约束下步步挣扎，本分乖顺的希尔维却在天才女友的激励下一步步走向自由。这本之前不为人所知的中篇小说，让读者们了解到这位“天才女友”在波伏瓦先锋的一生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回忆录中，波伏瓦写道：“我们曾携手并肩对抗过这肮脏龌龊的宿命，长久以来，我都深信，永远地失去她，是我自己得以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女性通过友谊进行自我探索的主题，在角田光代《对岸的她》一书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已婚的家庭主妇小夜子和未婚的职业女性葵，她们不同的立场让彼此分裂，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和迷惑又让她们彼此理解，达成深刻的友谊。二人通过不断地与自己和“对岸的她”对话，完成了独特的内心体验。婚姻不仅没有摧毁女性友谊，某些时刻反而成为友谊深入的前提——它将家庭背景、婚姻状况和性情迥异的女性联结起来，帮助彼此渡过亲密关系遭受的暴力，找到缺失的关爱与自我认同。
其实，真正的女性友谊一直都是存在的。很多时候，女性之间建立友谊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在打破不对等的社会结构。在构建友谊的过程中，女性会真正明白被倾听、被看到、被理解的感觉，也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那么多“应该”和“必须”，还存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