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他送别孕妻，自己坚守南京，孩子在老家出生也没能回去看一眼。当战火蔓延、同胞受辱，他在安全区内为保护难民，被侵华日军掌掴、带走，死里逃生……他叫陈斐然，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总务处长，与魏特琳、程瑞芳同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三人紧急委员会成员，是难民收容所负责人之一。

  即将出版的首本南京安全区专著《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安全区研究》，将许多笔墨留给了留守管理安全区的中国人，其中梳理了陈斐然的简要经历，但他的许多信息仍有空白。在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希望能够找到陈斐然的后人，了解更多他当年在南京安全区的故事以及后来的经历。

  现代快报+记者 张然

  清理地下室、挖防空洞

  1937年夏天他就在做准备

  踏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遍地金黄的银杏叶上，张连红时常会想起，84年前，脚下这块地方叫作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妇女儿童的重要安全区之一。在战火蔓延到南京之前，明明可以走的陈斐然，为什么选择留下？

  答案只能在别人的日记中寻找。“陈斐然是广东揭阳人，那里在民国时期隶属于汕头。1937年他还很年轻，只有34岁，在安全区管理过程中起的作用应该非常大。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魏特琳日记》和《程瑞芳日记》中，魏特琳会称他为陈先生或F·陈。”张连红说。

  现代快报记者梳理《魏特琳日记》发现，1937年8月11日，魏特琳写道：“总务处长陈先生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我们到三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根据魏特琳日记中的记录，陈斐然为准备开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组建消防小组以防火灾，重新分配了地下室和防空洞……一切他能想到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37年9月8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F·陈把他的家人送回老家，他们走的是汉口这条路。现在他无牵无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从9月20日开始，陈斐然一直在为制作美国旗帜忙碌中，在校园中插上美国旗帜，或许可以躲避不必要的侵袭。他跑遍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发现都已关门，于是在城里找到裁缝开始制作。

  12月1日，8面美国旗帜已经做好，即将在第二天悬挂在学校的各个区域。人们把包装好的书放在地下室，为可能到来的难民腾出地方。当时，陈斐然的心情一定十分凝重，他说：“这好像是在准备一次葬礼。”

  12月11日，城里城外一片枪炮声，陈斐然说：“很高兴在这儿，现在已无所畏惧了。”

  为保护难民

  他被侵华日军掌掴、带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12月14日，魏特琳决定处理掉撤退的士兵丢在校园内的军装，聪明的花匠们把军装全部烧掉了，把手榴弹都扔到塘里。后来陈斐然把一支枪也扔进了塘里。

  “我们中任何人都不会忘记12月17日这一天，因为痛苦灼伤了我们的记忆。”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7日，侵华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明为搜查中国士兵，实际上却是在寻找年轻妇女和姑娘。有些工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边。陈斐然忙说：“他是Coolie (苦力)。”侵华日军打了陈斐然一耳光，用脚踹他，把他拖到对面站着，又叫他跪着，随后他被带走了。

  “我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陈先生，我确信他一定会被枪毙或刺死。”魏特琳的这段日记写得非常悲壮，“那位军官和几名士兵领着陈先生走去，落叶沙沙作响，在远处，那些经过的人低声哭喊着。”

  程瑞芳同样在日记中描述了那一天的始末，“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她说，“陈斐然若不出声不会受打。”

  根据程瑞芳的日记，虽然陈斐然的房子被抄了，他被带去广州路，皮包也被拿走（里面只有几毛钱），所幸被放了回来。

  陈斐然回来这件大大的幸事，魏特琳也记录了下来，她写道：“陈先生在上海路与广州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被释放。”安全区内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感恩会，来庆祝他的死里逃生。

  12月23日，魏特琳写道：“一旦交通通畅，我将让F·陈离开南京，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非常不安全。”但陈斐然没有离开。

  儿子出生时他正守护难民

  一年多后才回乡探亲

  战火中，也不全是坏消息。1938年2月12日，陈斐然收到了来自汕头的信，得知儿子已经降生。魏特琳写道：“我们在实验学校举行了一个聚会。其间我们吃了上海带来的橘子和爆米花，以庆祝F·陈生了个儿子。”

  但他一直忙于在安全区内奔走，解决免费大米发放的难题，解决红十字会饭堂的问题，整理账目，清点难民人数，为难民授课……当他回家见儿子时，已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1939年3月31日，陈斐然离开了南京。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这是陈斐然五年来第一次回家乡，“他的夫人是1937年秋天离开的南京，他确实需要一个假期了”。

  魏特琳再次在日记里提起他，是1939年9月8日。陈斐然正忙着为返校的老生和刚录取的新生做登记，说明此时他已经从家乡返回南京。9月28日，一名受雇于日本领事馆的中国密探来到学校，三次询问了陈斐然的情况。

  1939年11月4日，陈斐然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魏特琳日记》中。那一天，陈斐然参加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24个“创始者节”的午餐会。此后，持续至1940年4月的《魏特琳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

  寻找陈斐然的后人

  “他什么时候离开南京？有没有留下日记这样的文字资料？他的后人在哪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张连红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些年，他通过各种文献资料去搜索，也在各个档案馆找陈斐然的档案。初步了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去了成都，经营一家正声书局。

  南京市档案馆中陈斐然的户籍卡显示，他出生于1903年，是教育用品商。“这个户籍卡是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进行登记的，说明抗战胜利后陈斐然又曾回到南京。”张连红希望可以找到陈斐然的后人，了解更多他在安全区守护难民的故事以及他离开南京之后的经历。

  如果您有陈斐然后人的相关信息，可以拨打现代快报热线96060与我们取得联系，现代快报记者也将持续关注寻人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