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遍地银杏的“东方最美校园”，再到小粉桥灰砖红瓦的拉贝故居，一路都是美景。然而84年前的12月，南京城的天空被炮火映得通红，25万惊慌失措的难民涌入这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他们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首本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安全区研究》预计12月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由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主持。近日，他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

  现代快报+记者 张然 徐梦云/文

  苏蕊/翻拍

  23年里数次到国外搜集史料，收到一份珍贵的难民名单

  1937年11月，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德国西门子洋行的约翰·拉贝被推选为主席。安全区位于南京主城西北，占地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共收容难民约25万人。20余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惨案期间，为保护难民、阻止日军暴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书《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安全区研究》从南京安全区的成立、安全区的组织机构与成员、南京安全区的功能、安全区的难民组成和难民心理、安全区内的日军暴行、中日当局与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的解散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该书从1998年立项开始研究，历时23年编辑出版，项目主要成员有张连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王卫星、江苏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杨夏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人员刘燕军、曾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邹洪凯。

  23年里，为了收集更多一手资料，项目成员一个村一个村地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数次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搜集第一手史实资料。张连红说：“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里面有很多资料是首次公开，比如一份珍贵的难民名单。”

  这份名单的发现，要从张连红一行3人赴德国收集南京大屠杀史料说起，“拉贝是当时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我们想可能公司会保存一些当年的资料。但我们到总部时，并没有看到资料，对方只是答应帮我们找。”

  让人感动的是，当张连红一行人回到南京后，收到了对方寄来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名单，“是一份拉贝在小粉桥难民所登记的难民信息表，里面包含了600多名难民的年龄、性别、职业，还有他们的签名。这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对研究难民所难民的构成情况很重要。”

  1500多名中国人留守管理安全区，他们的名字同样该被记住

  12月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银杏金黄。在校园的一角，坐落着魏特琳铜像。关于南京安全区，南京人乃至中国人，至今感恩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

  当然，还有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如果没有大批中国人参与工作，安全区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只是在以往的论著中，很少能看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中方成员的身影。”张连红说。

  国际委员会的中国职员阵容特别庞大，《南京国际委员会报告书》介绍，1500多人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主要是与西方人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安全区的中层管理人员、安全区的基层服务人员。

  安全区成立之初，设立了住房委员会，其中就有中国人担任成员。许传音曾任住房委员会主任，他出生于安徽，1928年来到南京并定居。南京大屠杀前夕，许传音将家人送回安徽老家躲避战祸，自己留在南京。1937年12月他受邀主持安全区难民住房安排工作，由于英语很好，许传音应邀担任世界红十字会副会长，同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协助日常工作。

  姜正云当时是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所所长。1935年，他任金大附中舍监、训育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南京大屠杀前夕，他由于家庭负担重，无力西迁，决定留守南京。为了保护难民，他曾遭受日军的毒打。

  程瑞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三人紧急委员会成员之一，协助进行收容、保护妇女儿童工作，成为魏特琳最主要的工作助手，被她称为“优秀的将军”。

  王廷、齐兆昌、陈斐然、沈玉书……时隔84年，与外国友人并肩作战的1500名中国人的信息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我们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能带动一些参与管理安全区人士的后代搜集、提供更多的资料给我们。”张连红说。

  安全区里的“流言”，展现中国人骨子里不屈的精神

  仅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难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张连红介绍，新书中大量引用了安全区内外国人的日记、信件以及幸存者口述等一手资料，记录了当时难民的生活，并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梳理。

  南京沦陷后，更多惊慌失措的百姓涌进安全区。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在露天草地上，用破芦席、门板和稻草搭建简易狭小的草棚。约翰·马吉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房子里真是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楼下一间大房间，包括相连的一个封闭阳台，共50多人”。

  在安全区，最贫困的难民吃饭是免费的，但能提供的餐食有限。幸存者陈桂英回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天管两顿粥，大家拿着碗去操场领粥，领了粥马上躲进屋子。”除了拥挤、饥饿，安全区里喝水也很困难，卫生环境恶劣，不少西方人士都担心会发生流行性传染病。在安全区里，日军的暴行仍然存在，包括屠杀、强奸、抢劫、焚烧等。

  即便生活如此困苦，但是安全区内的难民并未绝望。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和远处隆隆的枪炮声，引发他们的无限遐想，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慰藉。“突然有飞机来了，老百姓就会传，中国军队又打回来了，要给我们送粮食了。”张连红告诉现代快报记者，随着战局的变化，南京城内流言的内容不断变化，但有一个主题不会变，就是中国军队重新夺回南京，“很多流言都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他们心里认为日本人一定不会长久，中国人一定会胜利。”

  期待找到南京审判中难民救助名单

  尽管新书中有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张连红坦言，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永远在路上，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我们通过大量档案资料发现，当时的安全区里很多中国人做了大量的同胞互救工作。25个难民所，只有金女大的难民所所长是西方人，其他都是中国人。这次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展示安全区里中国人的互助。中国人参与安全区管理的有1500多人，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能讲出名字、了解主要活动的只有不到100人，我们还需要不断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张连红说。

  如今，还有一份名单让张连红一直牵挂着，这份名单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具有重要意义。“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当时南京临时参议会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审判谷寿夫时，有9万多人申请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助。”张连红介绍，这9万多人都有家人被侵华日军屠杀了，他们为什么要申请救助，家里什么情况，这个名单有详细的记录，“这份9万多人的申请资料目前没有发现，有可能是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带回了美国。我们将不断地寻找挖掘，如果找到它，将会为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