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

  简而言之，这是横跨杨黎近四十年诗歌写作史的一本编年体诗集，第一首《怪客》写于1983年，最后一首《他不在》写于2019年，可以这么说，杨黎几乎所有重要的、有阶段标志性的诗歌作品都收录了进来。

  一个诗人，一辈子，如果说只是在写一本诗集的话，那么这本《祝福少女们》就是杨黎的那本诗集，这毋庸置疑。不过我更想说的并非这一点，我想说的是，这也是杨黎第一本以女性为题结集的诗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在世界范围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本这样的诗集，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我还没见过第二本。

  “祝福少女们”，这种书名似乎只有杨黎会取，也似乎只有杨黎敢取，最重要的是，或许也只有杨黎取这样的书名才能成立——它排他性地私属于杨黎这个唯一个体。

  这么说并不是——起码并不全是——在赞誉杨黎不世出的诗才，而是说他孤身自拥与之相匹配的经历和经验。

  熟悉杨黎的人应该知道，无论是少年之季，还是中年之身，或者现在的花甲之年，他几乎一直都处于恋爱的状态之中，早年在成都，先前在北京，后来在南京，以及新近重归成都，女性和恋爱都是他现实生活中可以与诗歌并列的一项重要内容。

  他突破了这样那样的藩篱，但与其说他突破了这样那样的藩篱，不如说藩篱在他那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他只是天然地实践着性情，天然地实践着本能——当然，也可以说天然地实践着语言。

  说杨黎性情，说杨黎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说他像个小伢，有着小伢掩饰不住的喜怒于形，更有着小伢无所掩饰的心地。对女人，对爱情，包括对诗歌，他都有着这种小伢式的掩饰不住和无所掩饰。

  在某种意义上，他并非想以此形塑某种乖张不羁的形象，也并非是以此传奇某种天马行空的诗名，他这么说，这么写，这么做，更接近于对他所坚认的语言和世界关系的一种实践——如果说当时当日我们还看不出来他的实践，那么时至今日这种实践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视化的历史，以诗歌的方式存立于纸页之中，而杨黎也早已承接了这种实践所带来的种种结果。

  这一点或许就像他这本诗集里的这些诗，放任而又节制，虚空而又实在，在某种川普语调的叙述之中似有若无地抵达了某种境地——如果在现场听过他用四川话朗诵（原谅我用这个词语）《找王菊花》，相信我们对此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前几年，在南京，杨黎开始了一次以“远飞”为名的系列写作，和其恋人、诗人束晓静一起，每天写几首诗，在朋友圈贴出来。他们这些在爱情加持之下的诗作，喧腾一时，后来被精选为那本名为《写一年》的诗集出版。

  与其说这是一本诗集，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场行为艺术，一场基于爱情的行为艺术，它和杨黎早年间在北京798做的那场名为“关一年”（事实上只关了一个月）的行为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有意思的是，他对“远飞”的坚持下来和“关一年”的没能坚持下来（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主观意愿），在主要原因上都是因为爱情，前者是出于对恋人的示诚，后者也同样是出于对恋人的示诚——要跑出来给恋人过生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诗集中那篇名为《成语》的文章。在其中，杨黎谈到了两位女性，也是两位女诗人，前一位是他现在的——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恋爱对象，后一位是他曾经的——也可以说是他最初的——恋爱和婚姻对象。

  从北京到南京，于杨黎是一种爱情行为。因为追随爱情，他到了南京，生活于南京，但是在南京享受着爱情的同时，他也在承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孤独——他不但是南京诗歌圈里的独客，也同样是南京爱情世界里的独客，夜晚可以双聚，而白天他则不得不独坐于归云堂或南艺附近的咖啡馆门口，一边轻呷咖啡一边热望着街头的少女们，她们青春、明亮，在袅袅卷升的咖啡热气间一闪而过。

  而现在，在成都，杨黎更要承受广义爱情上的孤独，他老了、病了，只能望着街头的少女们走过来又走过去，在街头星散而去，成为一个个无限遥远又无限逼近的少女，成为一种可以内视的恒久。

  或许出于这种心境，杨黎编选了他的这本《祝福少女们》，聊以自寄，也聊以自重。而现在再回到这本诗集，我想强调的也只有一点，也即这本诗集中的诗歌——横跨四十年的诗歌——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谈的，是的，那又有什么好谈的呢？愿意去读杨黎的不需要与之谈，不愿意去读杨黎的更不需要与之谈。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本诗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杨黎到底是杨黎，四十年前，四十年中，四十年后，一如其名，一如其诗，一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