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余亮十六岁读师范，两年后分配到兴化沙沟镇的乡村学校做有“硬本子”的老师，被学生、家长和同事们昵称为“小先生”。小先生虽然认真啃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工作者，但即使站在讲台上，他比孩子们也高不到哪里去。
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小先生”庞余亮最宝贵的人生时光都在简陋的乡村学校度过了。庞余亮觉得，这是命定，也值得感激，因为那十五年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至今还在喂养着越来越喜欢回忆的他。散文集《小先生》就是以这一段乡村教师生涯为蓝本创作完成的。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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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岁上村小开始，庞余亮就与“小”密不可分——班上年龄最小的、个子最小的，也注定是全班排队时最前面的那一个。不但个子小，而且还糊涂。糊里糊涂上学，糊里糊涂考试，考到哪里就去哪里。
16岁，上高二那年，先是预考，然后高考，虽然一举考上了，却只是个专科。两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还没懂得分别的伤感，就分配回到了老家兴化。毕业返乡那天，他刚出兴化汽车站，就碰到了一个已复读了两年的高中同学，正准备参加1985年的高考。这个同学后来考上了医学院，现在加拿大。
在家待了一个月，按照通知，庞余亮去县教育局拿介绍信。介绍信就是分配方案。有个师范生一拿到介绍信就哭了，他都没听说过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庞余亮也拿到了他的介绍信，同样是一个他没去过的地方。
当时的分配政策是“一刀切”——原籍是农村户口的，回农村就业；原籍是县城户口的，才可以在县城教学。考上大学，改变了身份、户口，但回到农村，找对象就成了大问题。庞余亮年龄小，还没有找对象的意识，也没有做好去乡村学校做教师的准备，当时满脑子全是诗歌。庞余亮觉得，是诗歌让他成为不那么现实的人，也是一个稚嫩的小先生。
他在《小先生》里讲述了上第一节课的情景，从惊慌到镇定，唯一拯救了他的是孩子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上了师范，跳跳蹦蹦，个子依旧没长高多少，很害怕镇不住学生们。想不到后来的教学生活中，作为小先生的我，反而从孩子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现在想起来，孩子们就是我的‘靠山’。这‘靠山’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也是最安全的
靠山。”庞余亮说。
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有很多珍贵的回忆。最为深刻的记忆，是那堂突然停电的晚间辅导课。
“孩子们很安静，我在黑暗的教室里继续讲课。乡村的黑是最为纯正的黑，乡村的静也是最纯正的静。天地间只剩下了我的声音。后来，电来了，光线在教室里炸裂开来，我突然发现，孩子们的头发比停电前更黑更亮了，乌亮乌亮的，像是刚刚洗过一般。”他慨叹，“再也没有那样的夜晚了，再也没有那样的黑头发了。”
《小先生》中那些特别生动的瞬间，比如《八个女生跳大绳》《带栀子花的女孩》《校长扛着自行车》《排球挂在树杈上》，庞余亮都尽量使用简单的词句描绘。他当年在写备课笔记时有一个习惯，一般只写每一页的正面，而将反面空着，讲完课后，再在反面记下讲课中的新想法，或是备课中的不足。同时，他又在那些新想法的后面，“速写”下了学生们、老校长、老同事们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小先生》里的很多事，都是备课笔记里的故事，都是他经历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乡村生活也不只是田园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远比现在贫乏许多，《小先生》如实记下辍学、家庭暴力、重男轻女这些乡村阴影的部分。“再次重读，还是很疼痛。”
有个家长交不起学费，给学校运来了满满一船、足有三千斤的冬瓜抵消费用。为了消灭冬瓜，老师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吃法，吃了足足一年。
他也记下那些“早夭的学生”。这些孩子往往因狗咬、下河洗澡这类农村常见的安全隐患出了意外，让他痛惜不已：“到了今天，我掰起指头数了数，我竟有了五个夭折的学生，像我的五个指头齐齐被拦根切断，疼，每一个指头都疼，疼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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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那段生活，庞余亮说，他能忍受乡村学校简陋的生活条件，但很不习惯晚到的报刊和书籍的匮乏。为了能早点拿到报纸和刊物，还有他寄出去的诗稿，他常常和邮递员一起去等待县城来的邮包。
“遇到大雾天气，邮船会来得很晚。但和邮递员一起拆邮包上的锡封是很快乐的，就像今天的孩子拆盲盒一样——说不定新来的《诗歌报》《童话报》上有我的作品，说不定有新的用稿通知。当然，也有退稿的沮丧。”
每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学校最大的事就是，老师们坐船进城买学习用品和到新华书店领新课本。说来也怪，每要到进城，就会下雨。下雨的话，就得穿雨靴。所以，就有了那篇很好玩的《穿着雨靴进城》。
乡村的日子，每天都在重复，很缓慢，甚至有点无聊，现在却特别怀念。“其实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但这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比如晨曦中打扫卫生的少年们，他们的影子和树木的影子‘绘’在一起的清晨图。”庞余亮说。
后来离开乡村学校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诗人孙昕晨送了他一句话：你听见寂静了吗？这句话庞余亮一直放在心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像在乡村学校里那样，能够奢侈地享受那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也可以这么说，那15年的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还在继续“喂养”着越来越喜欢回忆的他。
书中写到一个师范生同事，耐不住乡村的寂寞，很快考研考走了。“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师范生来说，考上大学是命运的第一次跳跃，到了乡村学校再考研是命运的第二次跳跃，第二次跳跃更为艰难。”
他俩常常相互鼓励，同事很有毅力，考了两次，终于考取了一所财经类学校，而他既想考研，又惦记着写作，总在一心二用，终究未能实现“第二次跳跃”。
“同事现在省级机关工作。有几次我们见面，谈得最多的还是苦中作乐的乡下足球。我们都没有辜负乡村学校的寂寞时光。”庞余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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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庞余亮离开乡村学校去靖江电视台工作。那时候，乡村学校日益凋敝，有关系的教师都走光了。他也一直有着对“远方”的渴望，但他也想不到，他的“远方”就是长江边的靖江。
其实，庞余亮当年的师范实习地就是靖江，十五年后，因为好心人的提携，他没想到，又回到了靖江。在他看来，靖江是个特别包容人的小城，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靖江写出来的，比如《薄荷》《丑孩》《有的人》《半个父亲在疼》，包括这本《小先生》。
除了“小先生”庞余亮，书中另外两位重要角色就是老校长和总务主任了。
“老校长已快90了，去年国庆，长大的学生们要搞个聚会，把我请过去了，也请了老校长，每个人都穿上了统一的T恤。校长见到我劈头就问：听说你把我写到文章里了？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他也没说什么。看到他笑呵呵的样子，估计活到100岁没问题。总务主任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因为子女多，所以他生活非常节俭。他的中山装的四个口袋里永远有四种烟，那是礼敬不同人的，他自己只抽最差的烟。后来因为心血管病去世了，每次记起他，就想到了他那既狡黠又和善的笑容。”
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人生最美好的十五年贡献给了乡村学校。庞余亮觉得，这是命定的，也是值得感激的。“15年就像一根缆绳一样，把我紧紧地系在了最扎实的生活底座上。有时候，浮躁或者空虚缠上我的时候，我就去想这15年，这15年是我最重要的生活，也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因为那15年的小先生，我觉得我永远是一个在孩子面前诚惶诚恐的小先生。”
■对话
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
没有更多的功利
读品：波兹曼在《消逝的童年》中说，电视时代让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儿童被迫提早进入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更不要说如今这样的视频时代了。《小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人类天真快乐的童年终结了，而《小先生》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忆。
庞余亮：童年实际上是人生的原点。忘却原点的人就像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了浑浊。教学生活虽然清苦，但是甘甜。学生们像原始森林为我的生活提供了养我性命的新鲜空气。当我和我的学生像蒲公英被命运之风吹落到大地上的各个角落时，我记下了我们一起飞翔的小影子。之所以说是“小影子”，是因为“小影子”更加轻盈、透明，更具有击透忧郁和苦难的力量。
读品：其实乡村并没有一种所谓的“童年”意识，也不会刻意去给孩子营造一种“童年”的氛围，孩子们就是自然生长。这对今天的教育和城市化生活有何启示？
庞余亮：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没有更多的功利，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孩子们在我的面前，是最为清澈最为自由的水。而现在的城市里，更多的是混凝土。混凝土是结实的，功利性最强的，但我认为，必须向最清澈的最自由的水学习。
读品：你的作品中浓郁的乡村风情是非常本土的，同时也有说不出来的外国作家的影响，比方说，童年感受让人想起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等；乡村孤独的情绪让人想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乡村人物群像又有奈保尔《米格尔街》的影子，影响你的作家还有哪些？
庞余亮：谢谢你锋利的目光，上述作家我都喜欢，也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小先生》中真的有他们的基因。我还要“坦白”两个作家的重要影响，一个是大地哲学家苇岸先生，我从他的《大地上的事情》那里，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生命重心。还有一个作家是范用，他有一个小小书，叫《我爱穆源》。穆源小学是范用先生的母校，我从范用先生那里学会了爱，如何追溯生命中最清澈的源头。
读品：前辈作家汪曾祺对您有哪些影响？
庞余亮：汪曾祺的家离我们家很近，我们老家在解放前就属于高邮。所以我天然就对汪曾祺先生亲近。因为没有更多的绿化经费，爱美的老先生们就带着我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红的黄的晚饭花。晚饭花开了，就意味着要放学了。我就捧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对着晚饭花朗读，这是一本我读了不下30遍的书。
读品：江苏有不少像你这样在“小地方”写作但是蜚声在外的作家。始终工作生活在“小地方”，对创作有何影响？
庞余亮：我以为，“小地方”的创作无非是曝光率不高，还有缺少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但是，这会让我有更加严格的自我要求。如果你做到特别优秀，就不会被“小地方”埋没。
庞余亮，江苏兴化人，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做过乡村教师和记者，现为泰州市文联主席、泰州市作协主席，扬州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的人》等，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等，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获得过第七届柔刚诗歌年奖、第二届汉语双年诗歌奖、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