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董晓第一次到俄罗斯访学，首站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站在普希金最后一次和朋友喝咖啡的小圆桌旁，他心里有巨大的喜悦和感慨。喜悦源自他对俄罗斯文学从业余阅读到专业研究，跨越二十多年的热爱；感慨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次访学将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携着对契诃夫的未解之谜抵达圣彼得堡，从那里带回来的不仅有对此问题的答案，更有一系列被列入未来研究计划的“谜”。2021年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正是他给出的“谜底”之一。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文 牛华新 刘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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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当更多的中国读者被新近涌入的欧美和拉美当代文学作品吸引时，董晓的目光却始终专注于俄罗斯文学。
“高中时喜欢课余阅读，尤其喜欢俄罗斯文学。再加上这个北方大邻国给人一种神秘感，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
吸引董晓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还有包括电影在内的一系列艺术作品。带着这种喜爱，董晓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俄文专业，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几年后，董晓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博，专业还是俄国文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南京大学，进入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直到现在。
董晓的学术研究，按照研究对象定义，是走了一条从当代向往昔回溯的道路。读硕士期间，正赶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他自然而然将目光锁定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关注它最新的作家、最活跃的作家，最早的几篇论文和译作都与此相关。
读博时期，他被散文集《金蔷薇》的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吸引，博士论文就定题为《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并在完成后于2006年出版。博士后期间，董晓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苏联已经解体了，苏联文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已经固定了，对这70年的历史怎么评价？他决定以一个视角、一个观点来梳理苏联文学70年走过的历程。花了几年时间，2010年出版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
而就在构思写作这本书的同时，他的眼光已经转向了活跃于19世纪的大作家契诃夫，“他既是短篇小说大师，又是戏剧大师。他的剧作不是太多，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剧作家影响力也不是太大，他的影响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他被认为是对整个20世纪欧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戏剧影响最大的经典剧作家，契诃夫第一，其次才是易卜生。为什么会这样？我正是带着这个谜去研究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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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携着对契诃夫的未解之谜抵达圣彼得堡，在那里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此外，也收集到了一些很特别的俄罗斯历史方面的资料，其中一部分资料，为他后来编译出版《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打下了基础。
2016年，董晓的专著《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出版，这是对他痴迷研究契诃夫十多年的一个交待。
契诃夫的戏剧活动过程跟一个导演密不可分，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董晓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救活了契诃夫，契诃夫同时也支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因此，在对契诃夫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他开始专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对这个体系有很多质疑，特别是布莱希特，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质疑是非常厉害的。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开始质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比较抬高布莱希特。”
在经过海量的阅读和精准的比较研究后，董晓认为许多质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保守，“他的现实主义有他的范畴，而且他的很多现实主义的表演理念、导演理念是谈不上过时的。”带着这个想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喜剧体系及其在中国的影响》问世了。
对俄罗斯文学长达3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个话题始终令董晓敬畏，即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厚重性。
“俄罗斯文学对历史、对生活的关注是形成这一特点很重要的原因，在19世纪呈现得非常明显。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跟整个社会的思潮是紧密相连的，当时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包括托尔斯泰，都在关注俄国应该往哪里去？俄国民族的民族性是什么？俄国跟西欧的民族有哪些不一样？俄国未来的发展跟西欧的发展应该有什么不同？要借鉴什么？回避什么？放弃什么？这些都是他们思考的。”
董晓认为，这里面有很多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总结。“它牵涉到对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把握，目前我还没有勇气去碰，我觉得我的力度不够。但将来我一定要碰，慢慢碰，一个长远的规划。先学习，然后再研究，甚至向我的博士生学习，去追上。”
■对话
俄罗斯文学不可能过时
读品：读者们常常喜欢给作家排名，如果给俄罗斯作家排名，您会怎么排？
董晓：首先我肯定是反对排名的，最多只能排档次、排级别，不能排名。而且把20世纪的俄罗斯、苏联作家和19世纪的放在一起评判也是不合适的，背景不一样。如果一定要排，19世纪的作家我可以把他们分为几个档次，比如说第一档次就两个，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两个巨擘，两座高峰，无人可及，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跟他们相提并论。那么下面，仅次于他们的就有好几个，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我觉得这五个彼此也难分高下。然后，还有一些作家，就影响力可能赶不上我刚才列的这五个作家，但是他们的成就不亚于他们，一些诗人，比如说丘特切夫、费特、迈科夫，包括涅克拉索夫。到了20世纪，更不能去排一二三四了，20世纪不同的思潮、不同的年代，十月革命以前的，然后苏联时代的，苏联时代早期的，苏联时代后期的，都不一样，但是总能找出一些第一流的作家，我可以列出八九个十个，有高尔基、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兹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蒲宁，这些是肯定要有的，甚至还可以再稍微扩大一点名单。
读品：许多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学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如果请您就俄罗斯文学的特点做一个总的科普性的介绍，您会如何介绍？
董晓：一个是厚实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俄罗斯文学很厚重，这个厚重不一定是指它卷帙浩繁，而是指它作品里面所包含所思考的东西的分量的重，它对历史的进程，对人类的命运，对人的这种剖析，是达到了相当深的一个深度。第二个特点也必须谈到，不要产生误解，以为俄罗斯文学很保守，它思想上厚重，但它的文学呈现的样式是非常多元化的，它对传统的这种坚守和对传统的这种反叛，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非常强烈。不要觉得俄罗斯光有沉重和苦难，是有，但是它一旦轻快活泼起来，非常轻快活泼，而这个轻快活泼里面带着一种隐含的内在的沉重，比如说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它很短，但是它引起你思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读品：如果请您给一般读者推荐一两部俄罗斯文学的作品，您会推荐什么？
董晓：推荐一部19世纪的、一部20世纪的。19世纪的，推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起来不是那么难，但能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大作家，他的艺术表达的魅力，他怎么去写人，他怎么去写我们非常熟悉的情感。一个女人出轨，如何面对自己的出轨，丈夫如何面对妻子的出轨，然后女人如何面对丈夫、如何面对情人。他是不是那么单一地把人脸谱化了？没有，他写微妙的情感、微妙的心理，写得非常妙，这就是托尔斯泰无与伦比的一种艺术表达能力。第二部，也是读者非常熟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语言非常清新，风格非常清新，让我们能体会到美是什么、艺术的魅力在哪里。
读品：如果安排一次俄罗斯文学之旅，您建议去哪些地方？
董晓：莫斯科的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托尔斯泰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雅尔塔的契诃夫故居，雅尔塔现在属于乌克兰，契诃夫晚年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圣彼得堡就更多了，普希金故居、阿赫马托娃故居，在圣彼得堡市中心可以看到太多19世纪作家的痕迹，建议可以徒步旅行。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这个楼上有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别林斯基，一八多少年到一八多少年，在这儿生活过。再走几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儿生活过，他的哪部小说就在这儿写的。再走几部，果戈理在那里生活。我印象深的是普希金去世的那个地方，普希金1837年1月决斗，决斗以后受了重伤，两天以后死了，最后两天就是在那个房间里度过的，现在成为博物馆了。还有普希金决斗前，最后一次跟朋友喝咖啡的咖啡馆，在涅瓦大街上，他最后喝咖啡的小圆桌、椅子还在，只不过圈起来不让你坐。
读品：您是否关注过一个现象，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几经起伏，最近这些年，国内读者似乎更多关注欧美和拉美作家。
董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文学，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力急剧下降。那时候国门打开了，西方文学进来了，五彩斑斓，大家发现西方文学太有意思了，他们的叙述、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这种表达，跟俄罗斯文学完全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而且当时的中国文学也需要引进新鲜的血液，在那个背景之下，更多去关注欧美的、西方的文学，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俄罗斯文学的吸引力就下降了，这也是正常的。但要注意一点，不要因此形成对俄罗斯文学一种认知上的偏见，说这个文学没有意义，已经过时了，没必要去关注，这个就不对了。过去那种关注是分寸没把握好，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俄罗斯文学捧得那么高，其实也有问题，它有很多缺点你没发现，它的很多优点你没有去正视。到了今天，把心态放平衡，再关注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发现它们的一些优点，文学上的一些特点和魅力，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用的。中国作家如何去书写我们的历史、如何去书写我们的生活，其实苏联作家可以提供很多借鉴，比西方作家的借鉴可能更直接一点。
董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文学及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与翻译，出版有学术著作《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等，以及译著《茨维塔耶娃文集》（回忆录卷）、《白色的虹：巴乌斯托夫斯基短篇小说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