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梁鸿鹰今年推出了一部以回溯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他说，过了50岁后，关于故乡、亲人往事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便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回忆性文章，发表在《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当代》等刊物上。新书《岁月的颗粒》即是这些文章的结集。

  他尝试用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等各种“材质”，编织过往的记忆，就是想避免平铺直叙。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他，不管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交替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更好？他都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

  作为六零后一代，梁鸿鹰的经历，是四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乃至新时期以来教育及文学体制的一个缩影。在这四十多年里，梁鸿鹰由大学中文系老师入中宣部文艺局，进而进入中国作协创研部，进而担任《文艺报》总编辑，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的见证者与同行人，他的身上长着半部当代文学史。

  鉴于他以往的经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曾鼓动他写一本“文学回忆录”，“就像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写他在巴黎和文人的交往。”可梁鸿鹰总觉得写这些尚不成熟，因为是较近发生的事，还未形成一种充分的意味。每天反反复复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比如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暴躁、青春期的躁动不安、情爱的甜蜜纠葛，等等。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安放自我》。“因为只有把这些事记录下来，这颗心才被安放、才被安抚。”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那些美好的女性无意中搭救过我精神的贫困

  读品：大家都注意到了书中人称的自由转换。一开始是“他”，后来是“你”“我”，三种人称交替使用，这是否也存在一个逐步打开自我的过程？

  梁鸿鹰：我比较内向，之前很少写过跟个人生活有关的文字。写作过程中，怕被指认，但自我设限也在逐步消解。最初写的几篇，用了“他”“你”，就是不想让人跟现实中的“我”直接对应，用第二、三人称做掩护。再就是我很想跟那些凡写个人经历就使用第一人称的做法区别开来，“你”“他”“我”三个人称轮流使用，等自己真正打开，不再担心被指认，最后也就大量用“我”了。

  即使写母亲和写父亲，用的人称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是倾诉型对话型的，“他”是旁观型的。我对母亲的想象有些理想化，她早逝，我能忆及的都是童年时期和她在一起时的美好，感到她身上拥有世上所有的坚韧、善意、智慧、幽默以及爱憎，只是对她的心灵世界，我还没有来得及更深感悟。但对父亲，自认为了解得很深，因为我就是他的翻版。用不同人称，虽非刻意，效果不同。

  读品：童年帮着母亲寻医取药，这样的经历，使得你相比同龄人更为早熟吗？你觉得母亲早逝对你的成长有何影响？这是否也造成了一些缺失，具体体现在哪里？

  梁鸿鹰：我从小就经历母亲重病，她三十岁出头就已经两肺空洞多处，无法工作，父亲非常忙，家里就姥姥——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老太太带着我们。别人多有议论，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我背负了一种家庭责任，对自己要求较严，上二年级就开始帮母亲跑医院。母亲因为病情，不能主动亲近我们，亲吻、拥抱、游戏，这些别人家里习以为常的内容，在我家是禁忌，但母亲给我们讲过很多故事，文学作为实实在在的情感依靠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随着她的去世，联系一下子被斩断。母亲是姥姥唯一的女儿，在她去世前，家人担心唯一女儿的变故给姥姥打击过大，将她诓到外地舅舅家。姥姥远走他乡，母亲去世，母性的爱抚与关心缺失，等于精神依靠的坍塌，父亲又很严厉，交流、求教、倾诉甚至撒娇这些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的精神需要无法满足，想一想都很残酷。

  读品：跟很多中国家庭一样，你跟父亲的交流不算好。在你成为父亲之后，跟孩子是如何相处的？你比较注重哪些方面的交流？

  梁鸿鹰：父亲对我非常严厉，打骂是家常便饭，家里有病人，生活平庸与理想的冲突，使他的心情非常不好，我一见他就害怕。持续好长时间的口吃毛病与此有关。父子谈不上交流，我只能感觉到他的压制。小时候玩具非常少，过年别人放鞭炮我几乎只是看着。开运动会时，看着别人穿白球鞋，眼馋心酸。我有孩子以后，就有一种强烈的补偿心理，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平时注意通过教他们学习、与他们一起运动、帮他们选书来交流，2005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知道自己要做手术，马上带儿子们去看电影、买新自行车，我当时想，尽量做好，能做一点是一点。

  读品：书店的小金、火车站的售货员、女同学女朋友……书中有很多女性之美的细致描摹，包括写自己青春期的心理悸动，从中能看到类似于贾宝玉情痴的影子。为何将青春期的“爱与欲”作为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鸿鹰：在我成长中，帮助我、照顾我的，有不少是女性，我对她们充满敬意。细致的描写，来自认真的体悟，是一种敬意。

  我第一年高考没考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文学，却报考了理科，违反了我的本性；二是青春期开始了，管不住自己，每天吃完晚饭，必须到女同学家去坐一会儿，心情才能平复，这种朦胧而强烈的情感骚动，把学习给耽误了。直到第二年复读，这个悸动的劲儿才过去，但青春期的心理悸动是人生的重要阶段，那些美好的女性无意中搭救过我精神的贫困，让我跨过去那情痴般的尴尬之年，这些正是我把傻乎乎的“爱与欲”记录下来的动因。

  回忆是种挽救，是具有安抚价值的情感活动

  读品：书中许多回忆性的细节，让人觉得细致到了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这是否属于写作上的一种尝试？你觉得散文写作可以虚构吗？

  梁鸿鹰：回忆总是带有主观性的，经历了再造、重组、捏合，但总的走向、情绪、情感是真实的。我注重细节观察，文学以细节为王，保存细节，还原细节，要细到极致，细到“不真实”，而描写得过于细致和丰满，只不过是文学性更强了，是文学化的处理，不是虚构。

  读品：这本书不仅关于一个人的成长、一个儿子对父母的思念以及想象，也有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交错。过去，或者说回忆，为什么重要？

  梁鸿鹰：回忆是种挽救，是具有安抚价值的情感活动。回忆属于选择性筛查，有事后的无奈，说到底是为了平息内心、增益自己，如同情感手术、心灵按摩，如果不是为了逃逸或安抚，肆意声誉美容，就是有价值的。

  个人的选择和成就，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偶然中带有必然，任何获得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努力也好，机缘也好，回忆给后人留下了见证。个人记忆是大历史的一个部分，回忆不仅增益了自我，也回馈了生活。

  读品：书中提到了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你当时的阅读心情是怎样的？

  梁鸿鹰：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不能透彻理解其中所有的内容，只是感到了一种义愤与悲伤。《伤痕》《班主任》所描写的具体情境对我们来说稍显陌生，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促使我和全社会一起去思考、一起成长，对我心灵的冲击非常大。

  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很奇妙，应景的作品迟早会成为过眼云烟，那些因对时代氛围、人的命运和情感进行真实描写的，则可能流传后世，使作品有幸成为经典。

  读品：从儿时阅读高尔基的《童

  年》、观看电影《列宁在十月》，到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能否谈谈俄罗斯文学对你创作和审美的影响？

  梁鸿鹰：俄罗斯文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文学，方向是19世纪英法俄文学。俄罗斯文学悲天悯人、自我反省、易于忏悔等情怀很打动我，比如高尔基和托尔斯泰，一个出生于底层，一个出生于贵族，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对自然万物的悲悯、包容；还有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忏悔意识，尤其是罪与罚的意识，对我观察事物和创作是有影响的。审美上，我不仅喜欢宏大的东西，也喜欢细腻入微的艺术构思与描写。

  文学要警惕沦为一定场域稀有物种的危险

  读品：你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见证者与同行人。身兼多重身份，既是作家、译者、评论家，也曾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现在又是媒体人，担任《文艺报》总编。多种身份如何并行不悖地集于一身？当作家和当总编，哪个更难一些？

  梁鸿鹰：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满足、快乐、希望及失意，诉诸文字之后所带来的满足感，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之前没有想到自己会去负责一家报社，我做过教师，当过公务员，也负责过事业单位，教师要春风化雨，在机关工作得到很好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训练，对文艺工作业务，得到了较全面的训练，对掌握一家媒体的内容及节奏，都大有裨益。

  当作家面对的是每天不停地构思、写作、修改等实实在在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一定可持续，不可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被淡忘，造成焦虑。但作家是个体劳动，自己为自己负责。总编辑则是集体劳动，更综合、更操心，带队伍，策划选题，保障报纸学术和专业上的品位，不断加强与学术界和文学界的联系，操心要多得多。况且，总编辑在写作上也要有几把刷子才服人，逼你必须在写作上有所成就。

  读品：关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有很多评论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就是总体上感到不满足，可谈到具体作品的时候，篇篇都是佳作。对此你怎么看？

  梁鸿鹰：确实如此。作品一方面多得有些过剩，另一方面又感到匮乏，因为真正的好作品还不多。文学批评的生态不完善，作品想怎么夸就怎么夸，对方怎么舒服怎么夸，缺乏实事求是。因为咱们的文化传统，历来“为尊者讳”，为朋友讳，为长者讳，想要改进，还有待时日。创作者对批评要有正确心态，批评家对作品要说真话、讲道理。

  读品：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纯文学如何避免变成昆曲那样的“遗产”？

  梁鸿鹰：文学创作本来就具有滞后性，反映当下的现实，得接受一段时间的检验，如果作家的现实参与度小了，只喜欢写杯水风波，社会关注度就会小。作家如果缺乏足够历练，缺乏痛感体验，那种在时代里被淘洗、被熔炼、被锻造，让人们疼痛、反思的机会就比较少。不能真正摆脱名和利的束缚，不会有太大深度，要警惕沦为圈子和一定场域稀有物种的危险。

  但文学还不至于成为“遗产”，作家要使文学避免成为“遗产”，就要深入探索人类的精神生活，在经济生活和科技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去焕发和激发文学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