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是凤先生艺术的中心，是他绘画创作中最为深刻的部分。考察他传世作品，抗战入蜀前，多为仕女（含工笔、写意两类）和前贤词意。入蜀后，又多了现代人物和佛教人物（以罗汉形象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凤先生的作品则主要表现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一批肖像画。他的笔墨，随着时代背景和表现内容的转换，不断变化着，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美。

  凤先生在他1925年所作人物画册后记中写道：“写册子得十页，尽拟人相，无明人俗韵，亦无取唐宋笔画，掉籀锋，拟章草，取神而已。”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传统的取和舍，拟“籀锋”“章草”，以书为画，是其主张。笔者藏其同年所作《蒋捷词意图》，蕉阴僧舍，全用“籀锋”钩画而成，其境略类金冬心、罗两峰。他更有一批工致的仕女画值得重视。如作于1928年的《肥环入浴图》、1929年的《断肠点点飞红》（辛弃疾词意）、1930年的《数流萤过墙》、1932年的《望断山云》等。大都取法高古，以唐宋入法为基础，加以提炼集中，又融入他准确的写实力和用线的清劲、用色的典雅，造成了婉约清新、端庄蕴藉的艺术风貌。其立意、技法、品位都已经超越了清代中晚期以仕女画名噪画坛的费丹旭和改琦。

  凤先生第二个时期，即抗战入蜀直到1949年，十余年间，存世作品较多，三个方面的题材并列着：一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如《逃难图》《如此人间》《下山复上山》《噫，归矣》《先生归矣》《日已夕矣》《妇女节志感》等。其中，《逃难图》（1938年作）一组是先生入蜀后的首批创作，是他逃难途中亲身经历和感受的真实反映。《下山复上山》（1942年作）题“下山复上山，不知日已昃”，出色地塑造了四川山区劳动者的形象。负薪老者饱经沧桑仍充满坚韧刚毅力量的神采，令人过目不忘。那充满力量，露着锋芒，又艰涩顿挫着的线条，仿佛刀刻斧凿的痕迹，即便在面部，须发眼鼻，也同样纵笔挥斫，无所顾忌。这骨力和激情组成的生动形象，是前人未曾有过的。《日已夕矣》，无年款，应作于40年代后期。图写劳作将归的农村少妇，荷锄挽篮，举头望夕阳。同样画劳动者，前图老苍而艰涩，此图则天真朴质；前图意在造就一种艰难磨就的力量与精神，此图则重在反映一种真朴的善和美。

  第二类题材是前贤词意。先生工诗词，对词的研究尤深。他刻有一方印“一生爱写稼轩词”，他对辛弃疾的一往情深，是出于精神上的相通，这精神便是爱国的豪情。先生这类题材中，最多的是写南宋词人的词，而以辛弃疾为主。试看：《刘克庄词意》（1939年作），写壮士登高太息：“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宋人词意》（1943年作）写高士伴松而立，目送飞鸿，其意在言志——“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辛弃疾京口怀古词意》（1941、1947年都有作）“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既是辛弃疾的诘句，又是凤先生的慨叹。凤先生分别作于1940年与1946年的两幅辛弃疾词意图，最能反映先生的壮怀激烈。前者题辛氏“贺新郎”词句：“白发空余（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作须发尽白的老人，手持酒杯仰面大笑。那眉、那眼、那鼻、那嘴，是笑，却深含着悲愤，无异于清泪啼血，又这般激越、豪迈……这是辛弃疾，又何尝不是吕凤子！后者题辛氏“清平乐”句：“生平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写老者侧影，怅然面对远水遥山。抗战胜利了，年届花甲的先生行将归江南，此情此景，不正如稼轩词中的境界么？这还是先生的自写。

  第三类是佛教人物。先生对佛教研究很深，但并不是佛教徒，他取超然的位置。在他的画中，佛界同于人间，他是以佛喻人的。如其1943年作于四川璧山的《阿罗汉一身》，罗汉紧握双拳，仰天呐喊，这是勇者的愤怒，给人以惊雷般的震撼力。再如著名的《四阿罗汉》（1942年作），自题：“朅来闻见，弥触悲怀，天乎人乎？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期竟大笑也。”借佛教人物，为人民呼喊，显而易见。凤先生以扛鼎的笔力创作的诸多罗汉形象，是沉雄劲健的男性力量和精神的象征。这和他笔下天然真纯、朴质无华的女性形象形成对照。凤先生创造的两性模式，反映着他的审美观和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