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来见我》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的最新散文集。所收录作品大部分完成于2020年春天，最早以“诗来见我”专栏的形式刊登在《当代》杂志上，今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书中，李修文走进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人的世界，写他们人在江湖的无奈与感叹，写他们犹在笼中的挣扎与艰辛。与此同时，作家将一首首古诗与当下的个体生命与人生际遇相连接，感知每个人身上那份挣扎于生活时产生的勇气与赤诚。

  近日，李修文携新作《诗来见我》来到南京，与作家苏童、文学评论家何平一起，分享自己的创作体验。为何“诗来见我”？如何“以身作器，重返古诗词现场”？散文可以是一种可以包含想象和虚构的自由文体吗？三位对谈嘉宾从各自的角度深度解读了这部作品，以自身的真性情体味古人心意，透视古往今来的人生苍茫，探索文章千古事的真髓本意。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姜斯佳

  以身作器，重返古诗词现场

  李修文表示，虽然早已发心要写一本关于古诗词的书，但终于动笔，还是源自去年那场疫情。

  写母亲，是因为身处封闭中的武汉，与在荆门的父母分隔两地，便在古诗中找寻关于母亲的诗句消愁；每晚打开手机视频和朋友们隔空把酒聊天时，饮酒的诗句自然浮现出来，他就写了“酒悲突起总无名”；当看到楼下的花丛因为过于频繁的消毒而枯萎时，他又“感时花溅泪”……这些真切的感受成了李修文写作《诗来见我》最重要的契机，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完成于疫情期间。

  这就是为何“诗来见我”。李修文说：“我们中国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总有那么一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着彼此。”

  李修文称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写小说写不出来，然后做编剧又做得非常失败。但在做编剧的十几年间，他参与了很多农村戏、民国戏、革命戏，这种题材的拍摄地往往在乡间，“当你置身于那些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曾经来过并且留下诗歌的地方。随着千百年的历史演进，我们好像也没有变成另一种人，我们似乎还行走在古人的那些诗歌诞生的关口，那样一些要害或契机当中，所以就朦朦胧胧地想写这么一本书。”

  在这些诗歌现场，李修文也领悟了“文章千古事”的要义：“我不敢说我个人的写作有什么意义，我只想通过我的写作，去召唤一些可能的读者，去靠近那些诗歌诞生的幽微时刻，也许它会成为未来我们面对困顿、苦难的一种路径。”

  何平将《诗来见我》视作李修文通过古典诗歌写就的个人编年史。“如果我们把书中的诗词列出来，最终回到的不是古典诗词的现场，而是回到了当下，有着当下的生存境遇，当下的人生困惑，又有个人命运的‘我’，这就是《诗来见我》的文本意义。”

  谈到诗歌与当下、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关系，苏童说起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去花店看到矮牵牛，很喜欢，但又觉得矮牵牛娇气，碰到刮风下雨，花瓣就全掉了，不太想买。花店老板娘立刻怼他：“大哥，我看你戴着眼镜还像有文化的样子，你没听过一首诗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夜里有风雨你一定要搬进去的，所以那不怪花，怪你啊。”对此,苏童笑着感叹：“我们古典诗词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已经跨越了文化这个门槛，它进入人的精神，渗透进你的生活，甚至变成一种常识，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苏童评价李修文是一个有着古典江湖气息的人，文字“有着非常高的体温”。“李修文所说的‘以身作器’，就是一次身体力行的召唤。”

  散文家向小说家学什么

  在苏童看来，《诗来见我》写得很好看、很容易读，得益于一种小说家的训练。“写小说出身的人写散文会有一种直觉，就是生活当中的某个遭际，我一定会写出来。所以‘诗来见我’，一个古典诗词，还有一个就是过往生活当中暂时搁置的记忆，一起来见他。”

  苏童分享了书中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两个故事。“李修文写自己有一天意外跟朋友错过了，被困在了黑灯瞎火的影视城里，没有食堂，不知道去哪里吃饭。正在绝望的时候，一个朋友发短信告诉他，说给他留了一锅饭菜，在电饭煲里，那个电饭煲在影视城庙里的龙椅下面，因为只有那个龙椅下面有一个电插座。这种江湖情谊的温度，这些生动而奇异的经历，拓宽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力。”

  还有一篇苏童也很喜欢。“李修文有段时间住在一座蔬菜大棚里面，遇到一个兄弟。那兄弟很孝顺母亲，蔬菜大棚里供奉了母亲的一张照片，很沉重。好多年以后他又跑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大棚易主了，但那个照片居然还在。我就想这是真实的吗？我后来想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判断一个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有没有虚构，其实是看得出来的，这个分辨就是细节——如果所有的细节都是顺拐的、正常的，往往都是虚构；但是你发现它不是顺拐，而是觉得很别扭，但是你细细一想，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我很喜欢。”

  何平认为，《诗来见我》写到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无名者”，电工、泥瓦工、乡镇教师、超市小老板、乡镇文学青年……读这本书，可以看到生机勃勃的江湖世界。何平说，散文作者通常是有一个“人设”的，散文写作者很难把自己藏起来。如果把《诗来见我》里面的诗歌全部摘录出来，就可以发现怎样的诗来“见”了李修文，李修文是个怎样的人。

  “李修文在书中的‘人设’，并不是一个学识丰富到可以上《百家讲坛》的人，他不是以专业研究者的身份来介入诗词现场的。李修文有自己的路线图，他行走在那些诗人曾经走过、今天依然还是乡野的地方，这跟很多写作者是不同的。”何平说。

  一些读者看了李修文的散文，觉得书中的那些片段、那些人，太富有戏剧性了，忍不住要问：这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是真实还是虚构？对此，李修文表示，他一直觉得这个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产生的美学上的真实能否逼进我们内心的真实。“我是要写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哪一种文体去写作。对于我来讲，唯一的真实就是无限真实的精神个体。”

  我们的困顿、失败

  古人都曾遭遇过

  “来见我”的诗人——

  我们的困顿、失败

  古人都曾遭遇过

  苏东坡：从来没有真正恨过人

  年轻人的那些怀才不遇、迷茫失败，千百年前古人就经历过了，而中国古典诗歌三个最重要的代表性诗人——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体现了人活于世的三种态度。

  李白代表我们的彼岸。他在我们当中，但时刻准备脱身而出。他的一生都生活在一场奇迹之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命名者，经由他的肉身，他重新帮我们发明了河山，发明了万物。

  杜甫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都无法逃避的处境。人到中年就会遇到杜甫。觉得很苦楚、很困顿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切渴望、失望、得到的、得不到的、注定失去的，在一切要害的地方，杜甫总有一首诗等着你。

  苏东坡则代表着人活在世上与自己的和解。苏东坡如此困厄，他的政治命运自不必说，他是一个被禁言的人，他给朝廷的每一个朋友写信最后都要加一句“看必火之”，看完了必须马上烧掉。但苏东坡不怕露破绽，也时刻不忘和万物相亲、和他人相亲，并且找到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他一生颠沛流离，还发明了那么多道菜，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切实地施政，在杭州当太守时修了著名的苏堤，还发明了把桃树和柳树间错开种，这才产生了著名的成语“桃红柳绿”。

  而且苏东坡没有真正恨过人，苏东坡一生中有很多悲剧都是王安石造成的，但他从闽南发配回来去看了王安石，两个人相携，就在南京和解了。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写了他俩的很多渊源，后来有人看了这本书就不干了，他说苏东坡都不恨王安石，可是林语堂非要让我们代替苏东坡来恨王安石，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韦应物：在抚养三孩的过程中，理解了什么是生活

  我的这本书里还写过一个人，叫韦应物。他出自于贵族，曾祖父是著名的韦待价，在武则天时期当过宰相。韦应物出身在这样的家庭，13岁就被唐玄宗选为进士。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叫做“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什么意思呢？他每天走路都是横着走，家里藏着亡命之徒，每天早晨起来前往赌局，到了晚上要去偷窃邻居家的姑娘，警察都不敢抓捕，只好站在白玉台阶下看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安史之乱发生，玄宗跑了，他的生活从此开始四处流落，惊慌失措。他的文风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很熟悉他晚年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我看来，这两句诗就是一种能够自我完成，既原谅自己，也原谅他人，也原谅这个世界的诗。

  但是他走到这一步非常艰难，他的妻子去世，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两女一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翻看韦应物的诗集会发现，他大量的诗集都在表达他如何悲催烦闷、又格外认真地养育这三个孩子。长女出嫁的时候他写过很多诗，字字句句，都是一个老父亲。养育孩子让他从根本的维度上，更加深切理解什么是生活。

  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句诗，“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说，我肯定是安住在我的顽劣愚笨里，但我绝不会因此鄙薄世界上那些虚荣，有时候虚荣才能救命救人。所以他不以一己之悲来夺全世界的功利和人心，他也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受过的苦而迁怒于他人。

  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王船山（王夫之）特别欣赏他，说他的诗叫“知耻之诗”。“丧”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说明了你知道害怕、恐惧，也知道人之为人在面对许多庞大事物时候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像韦应物这样的人，他并不是在观看自己的丧，他在丧里面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