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辛德勒名单》里，身在波兰的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帮助1100多名犹太人逃过被屠杀的劫数。

  同样在二战中，有一位旅居比利时的中国女性钱秀玲，也曾有过类似的义举：她屡次勇闯德国侵略军总部，求助于有正义感的德国军官法肯豪森，救下上百名比利时青年。

  钱秀玲因此在欧洲家喻户晓，被尊称为“比利时的母亲”“中国的辛德勒”，她居住过的艾克兴市市中心至今还有一条大道以“钱夫人”命名。

  钱秀玲早年为何从江南水乡远涉重洋求学？身逢乱世如何安身？获得鲁汶大学双博士学位为何隐居村落行医谋生？钱氏兄妹如何联袂德国将军营救人质？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的遗言为什么是“忘记我”？

  “中国好书”作者、著名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寻这段尘封往事，曾赴比利时、台湾地区，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独家获取大量未为人知的故事细节，抢救挖掘被时光湮没的珍贵史料，写就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忘记我》，还原一个时代的波谲云诡和一位女性传奇人生背后的中国精神。

  “在写作过程中，我更关注人性的光亮，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无法扼杀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晰地观照人性。人性是可以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无论是钱秀玲的拯救，还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国际边界，是正义、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开出的美丽花朵。”徐风说。

  以下为作者访谈——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她的人格力量是中国精神支撑起来的

  读品：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关注到这个人物，并追踪16年？

  徐风：说到写作的机缘，2002年以钱秀玲为原型的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风靡全国，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张雅文老师到宜兴来拜访钱秀玲老家旧址，我当时任宜兴电视台副台长，接待了她，并且通过她的介绍，关注到这样一个人物。后来通过钱秀玲在宜兴的亲人，有幸跟远在比利时、时年90岁的钱秀玲老人通了一个越洋电话。记得在那次电话当中，我们谈得很好，我说请她回宜兴，来老家看看。她以一口不太标准的宜兴话跟我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我非常想念家乡，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比利时来。”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我没有能够去比利时，在她的有生之年跟她见面。这个爽约让我深怀愧疚，她2008年去世，没有实现的那个愿望也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读品：国内已有一些关于钱秀玲的文艺作品，如2002年出版的《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以及央视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与之相比，《忘记我》如何另辟蹊径？

  徐风：我写这部作品，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气来直面历史真实，让那些被历史淹没的故事细节重新回到人间，并且赋予文学的温度。通过这本书，去探究钱秀玲成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去揭示这个文化背景对人一生的作用，在写法上，必须摒弃传统的传记的格式和陈旧的报告文学的模式，使之更适合当代读者来阅读。

  读品：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钱秀玲，但实际上还有两个关键人物，国民党高级军官钱卓伦、德国驻比利时军政总督法肯豪森，他们三位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联手拯救人质的？

  徐风：钱秀玲和钱卓伦是堂兄妹，从小亲如手足，钱卓伦早年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后来钱秀玲考上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按理说他们不会和德国将军有任何关系，但是偏偏有这样一位德国军官法肯豪森，他在国共战争时期担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这期间，他和钱卓伦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二战爆发，他又成为德军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

  钱秀玲的第一次营救发生在1940年5月，在边远小村埃尔伯蒙，参加抵抗活动的青年罗杰被捕，旋即被宣判绞刑，她立即想到德军总督法肯豪森是她哥哥的朋友，她给钱卓伦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拿着哥哥给她的照片毅然踏上了拯救之路。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德国将军法肯豪森也是位反战人士，他厌恶并且反对希特勒发起的战争，虽然是德军高官，当他接到钱卓伦的电报，见到钱秀玲，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他顶住压力，救下了罗杰……自此开始，钱秀玲在二战期间前前后后营救了一百多位比利时国民的生命。战后，法肯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此时钱秀玲因为二战中的义举而成为比利时的英雄，她站上法庭为法肯豪森当庭辩护。

  读品：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前后有16年，其间你前往比利时、中国台湾、故乡宜兴三地采访，整体的寻访计划是什么？

  徐风：其实，当时还真不敢说会写成一本书，采访是滚雪球式的。最初的愿望很朴素，就是想完成当年的夙愿，去比利时看看老人的故居，在墓前献上一束花，补弥当年的遗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很多东西就会被发现，并没有一个整体的事先的寻访计划。

  读品：钱秀玲外孙杰罗姆，侄子钱宪和、钱宪行先生，侄孙钱为群、钱为强先生，103岁的幸存者莫瑞斯，二战纪念馆馆长雷蒙、艾克兴博物馆原馆长卢埃尔……这些关键人物的口述至关重要，你如何找到他们，并建立信任，打开采访的突破口？

  徐风：钱秀玲是宜兴人，她的侄女、侄孙等后辈都在宜兴，她也有亲戚在上海。对这本书而言，采访的突破口是钱秀玲的外孙杰罗姆，他是钱秀玲最偏爱的一个孙辈，也是一个贯通东西方的关键人物。他生在比利时，从小钱秀玲教他中国文化，他四岁时就会用筷子吃中国菜，他对中国很有感情，是一个摄影家，无数次地到中国来。然后，通过他的引荐，我见到了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雷蒙先生，他是艾克兴小镇二战纪念馆的馆长，他的父亲老雷蒙就是当年的游击队队长，正是老雷蒙求助钱秀玲，并见证了她拯救人质的过程。雷蒙先生又帮我找到了103岁的、钱秀玲当年拯救的唯一幸存人质莫瑞斯先生……

  当然，也有遗憾，比如让·杜特里约先生，他是艾克兴市的老市长，当年他的父亲也是钱秀玲拯救的人质之一，他曾代表艾克兴市到钱秀玲的家乡宜兴来，与宜兴结为友好城市，但是他已经去世了，他的太太也已经去世。

  我想，追寻这个故事最大的支撑点，还是钱秀玲，她虽然去世多年，但她的人格魅力依然在那些熟悉她的人群当中，所以只要说是来写钱秀玲，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读品：在寥寥数笔的历史记录和虚构附会的传奇戏说之外，你怎样发掘出第一手的资料？有哪些独家的发现？

  徐风：比利时留下的有关钱秀玲的资料比较少。我到布鲁塞尔的第一天，到一家很大的书店去，想买一本有关钱秀玲的书，店员在电脑上帮我搜索了很长时间，抱歉地说，比利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书写钱秀玲的书。幸亏，艾克兴小城的博物馆还保留着她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当时报道她的一些报纸，比如说1946年首次报道钱秀玲拯救人质事件的报纸，博物馆里一共有两张，馆长非常慷慨地送了一张给我。还有就是，103岁的莫瑞斯老人的讲述当中也纠正了一些外界以讹传讹的信息。此外，钱秀玲的孙女塔吉娅娜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我奶奶是英雄吗？》，这部纪录片里有钱秀玲大段的口述，也纠正了一些外界的谬误。另外很重要的是，关于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的解密，我寻访到了他远在台湾的孙子，以及台湾友人提供给我的一些文字资料，去还原钱卓伦将军的形象，这些资料都是之前没有披露过的，可以说是首次面世。

  读品：当用足够丰富的口述、史料还原她的人生轨迹后，你怎样认识这位女性？

  徐风：在书写当中，我对她的认识是逐渐丰富起来的。我觉得她的人格力量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起来的，东方文化的浸润养成了她正直、勇敢、勤奋、坚韧、善良、慈悲、开阔的胸襟和品格。她集中了东方女性身上所有的美德，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因此她具有中西合璧、内外兼修的风度。区别于过去文学画廊当中那些忍辱负重或者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她既是温柔的，又是刚烈的，既是娇小的，又是伟岸的，既是开阔的，同时也是很小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