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

  《棉花帝国》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斯文·贝克特的一部全球史专著，此书于2015年在美国出版后就引发了广泛关注。除了绪论与结语，还有十三章的篇幅，以宏观的视野，恢宏的气势，而又细致入微的支点，来纵论棉花种植、生产以及它如何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支撑而构建起庞大的棉花帝国。作者在跨度数千年着眼三百年的历史烟云中，全局在胸，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棉花何以成为一种世界经济中成功的商品，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开疆拓土冲锋陷阵；详细叙述了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能够顺势而为借助于棉花这样看似貌不惊人的凡常植物构建起全球性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不仅制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而且还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

  斯文·贝克特在自己的纵横捭阖举重若轻的叙事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是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在斯文·贝克特笔下的资本主义，又被赋予了一定的前置词，这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所谓新资本主义这样的三个阶段。战争资本主义是如何被缔造的？他们是如何攫取劳动力与土地？是如何催生奴隶制盛行的？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开启了战争资本主义时代，也开始改变棉花的命运赋予棉花以异化的内涵，此后是在美洲的土地疯狂掠夺，对亚洲、非洲的野蛮侵入，跨大西洋商业网络的创建是一次对不同时空的劳力资源的大规模重组，型塑了一个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大环境。毋庸讳言，英国在其中率先崛起，以纺织工业革命为先导开启了工业革命，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成为世界瞩目之地。从这个角度来讲，英帝国，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就是棉花帝国。

  棉花帝国需要全球性的劳工队伍与全球性的商品交易体制，两者都要求更多的国家更大的人群和社会卷入棉花资本主义体系中来。古老的中国被动扭捏，坚船利炮，不速而至，虽然是被命名为鸦片战争，却把中国纳入了这样的殖民体系之中。但在作者看来，1861年，160年前，美国内战的爆发，终结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棉花帝国，而进入了新棉花帝国主义。作者认为所谓的新棉花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也好，跨国公司也罢，但真正的背后推手是国家的介入。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作用十分明显与重要，因为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的建构。作者讲述了新棉花帝国主义之后，终结在20世纪30年代，以“全球南方的回归”来作结，也算一家之言。贝克特说自己如此撰述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本书以一种产品的传记为一扇窗，探究关于我们世界的历史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并重新解释一段影响至关重大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

  《棉花帝国》的作者对棉花何时在中国出现，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字中的“棉”，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但大致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没有传播到最初引进棉花的西南边疆以外的地方。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宋以前，中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棉花在中国的普及始自元朝，到了1433年的明代，中国的臣民已经可以用棉花抵税，而到了明末，中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包棉布。1750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15亿磅，大致相当于美国内战前10年美国棉花产量的总和。

  斯文·贝克特振振有词地说道，棉花工业化进入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日本、印度或巴西晚，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棉花制造经验，难以获得原棉、缺乏市场或资本，或无法获得现代制造技术。我们知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农民才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者，而且几乎所有棉花都在国内制成纱线和布料。相应的，棉花纺织是中国最重要的生产活动。斯文·贝克特还提到了张謇、郑观应、薛福成、陈炽等，他称张謇为“全球南方诸多思想家的一员”“他们都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不能不提的是，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征引文献资料，长达115页，姑且不论其立论如何，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德国裔学者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