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爽朗、谦逊，这是学生眼里的苗怀明。但是，好脾气的老苗也会爆发。当那些偏执的“红学”迷一次次挡在他办公室门口，以切磋为名强迫他接受颠覆常识的所谓红学新观点，他忍无可忍开怼：“你最好把你家所有的红学书送人，或者彻底烧掉，开始养花种草，读唐诗宋词，一辈子不再谈《红楼梦》，这就是你为红学做的最大的贡献。”
这话得罪人了。对此，他无奈苦笑：“一入红门深似海，从此人生不太平。”近日，他的《风起红楼》一书，在首版十六年后新出增订本，这部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书，是他入红门后的首部专书，也正是“不太平”的开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姜斯佳/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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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事学术研究之初，苗怀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一辈子会和宝哥哥、林妹妹打上如此长久的交道。
少年时代的他，痴迷于小说，读《水浒传》、读《三国演义》、读《西游记》。《红楼梦》也读，但读不进去。真正把《红楼梦》读完，是到了大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红楼梦》是必读书。
再到后来，读硕士博士，虽然专业是明清文学，但苗怀明还是对《红楼梦》无感。这种无感，一直持续到他进入南京大学当老师，受命给学生开一门课——《红楼梦》研究。课一上就是20年，从最初的一门课，到现在已经变成两门课。一门是给大一学生的“《红楼梦》阅读”，一门是给大三学生的“《红楼梦》研究”。学生每年追着选，选不上就旁听，或者眼巴巴等着下学期再抢课。苗怀明“金盆洗手”的想法，也因此无法实现。
《风起红楼》是课堂教学的副产品。有别于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红学著作，苗怀明是把它当成通俗读物来写的，“那时候，出版社的编辑跟我沟通，说红学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很需要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建议我就讲那些红学研究者，尤其红学名家如何与《红楼梦》结缘，他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其间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沿着这个思路，苗怀明首选《红楼梦》问世以后最大牌的两位“红粉”——乾隆和慈禧入手来写，然后依次写到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鲁迅、陈独秀、汪原放、周汝昌等红学大家。围绕这些人对《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重点锁定红学史上几个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公案，苗怀明洋洋洒洒写出了三十几万字。
在写作形式上，苗怀明刻意避开高头讲章式的学术专著路数，尽可能用轻松畅晓的随笔体，他自己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从八卦入手，以学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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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红楼》问世后，引起了红学圈内圈外广泛关注，但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最引发震撼的，是书中关于胡适与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之间学术交往、学术争论的部分。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胡适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经过个人的刻苦努力，对新红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发扬，被称为新红学的最后完成者和集大成者。但是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恩怨，也是长期以来红学史上众所周知，但又避而不谈的一段公案。
而厘清红学史上学者之间纷繁芜杂的新旧观念碰撞、研究方法演进，乃至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甚至争吵，正是苗怀明此书的宗旨所在。
“上穷碧落下黄泉”，苗怀明找到包括胡适与周汝昌书信在内的大量材料，还原过往学术研究的现场，并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尽管本着慎之又慎的学术精神，尽管靠材料说话，但是后来被收入《风起红楼》的这部分内容，最初在一家报纸上登载时，还是引起了周汝昌先生家人的不满，甚至一度决定起诉他。
起诉后来不了了之。2006年，《风起红楼》也顺利出版。在那之后，苗怀明又出了七八本红学方面的专书，但这本一直是最爱。之所以最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
锐气，其实就是说真话。“红学界的复杂和麻烦人所共知。一部红学史，就是一部吵架史，乃至一部混战史。我并不回避那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人际关系。《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这些事情，早晚需要有人把它说清楚，我不赞成那句话，‘把事情交给后人’，我觉得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都解决不了，后人更难解决。我们这一代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要放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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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有一个感觉，新红学走过百年历程，从总体上来讲，研究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难，一些比较容易研究出来的问题，都已经研究出来了，研究不出来的，我们暂时也研究不出来了。”
与学界的相对沉寂相反，近年来，“民科”红学热闹非凡。最热闹的，就是关于《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说作者是冒辟疆、方以智、洪昇、袁枚、纳兰性德、方苞、李清照等，我都遇到过，就连崇祯、顺治、雍正、乾隆也榜上有名。有的‘民科学者’还出了专著。”
这些专著让苗怀明哭笑不得。“按照学理的研究讲，《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有内证，有外证，还有作品文本的证据。我在南京大学讲《红楼梦》课的时候，第一次课就是论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我跟同学说，你可以找我的逻辑漏洞，你可以说我的材料不可信来攻击我。”
但在“民科”红学研究者那里，内证、外证、作品文本统统被忽略。“我们管他们叫‘百度派学者’，他们不读《红楼梦》书本身，也不看材料,有极个别人，在我看来已经走火入魔，我一直劝他们去看心理医生。”
得罪人的话，苗怀明说了不少，他甚至把这些话写进了自己的红学普及文章。他手头正在酝酿的一部新书，就是这些文章的合集，书名就叫《大嘴说红学》。
“其中有不少内容，就是怼‘民科’的。我原来的设想，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但是我发现有的‘民科’进攻性特别强，他一旦提出个观点，说是跟你交流，但其实是强迫你接受，非常霸道。说服不了人家就贬低人家，说专家学者水平低、人品差，至匿名写文章躲在阴暗角落里破口大骂，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无能的表现。”
对话
学术归学术，朋友归朋友
读品：现在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作家很多，比如白先勇、刘心武、刘晓蕾等，您留意过他们的研究吗？
苗怀明：我留意了，还专门就此写过文章。刘心武的研究，我的评价是这样的：“红楼梦”这三个字他写对了、念对了，除此之外，他的观点几乎全是错的。白先勇先生，我对他有比较多的肯定。他是著名的作家，他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体会，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包括刘晓蕾也是这样。我赞成从文化、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就是把欣赏《红楼梦》当成欣赏一片风景，就像看一幅画、听一场音乐会一样。
现在的红学研究比较有特色的，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文化研究，比如《红楼梦》的园林、戏曲；另外就是《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最近有一个更热的热点，叫“整本书阅读”。教育部制定的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有一个规定，要求《红楼梦》是整本阅读。很多大学学者和中学老师都在研究《红楼梦》该怎么整本书阅读，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普及的问题。
读品：阅读《红楼梦》对当代的普通读者有什么意义？
苗怀明：对现代人来讲，最起码从四个层面，《红楼梦》对人生是有帮助的。
第一，读《红楼梦》，我们是来读一个悲欢离合的家族故事，也可以说是爱情故事，就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是个改朝换代的故事、《西游记》是个降妖除怪的故事一样，看完了之后受感动，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第二，通过《红楼梦》，我们了解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大家知道中国的史书往往都是抽象的，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史书是不写的。《红楼梦》虽然是虚构的，但它里面这些场景、民俗、饮食是真实的。
第三，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读《红楼梦》往往是寓教于乐。《红楼梦》里面所写的人生困境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生活得到启发。
第四，是一种精神享受。只要我们中国人还在，只要我们有感情有思想，那《红楼梦》永远不会过时。
读品：请为喜爱《红楼梦》的读者推荐几部通俗易懂的红学研究著作。
苗怀明：第一本我推荐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他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有很多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比如，王蒙先生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红楼梦》即使80回之后的稿子在，也未必精彩。他认为中国小说有一个特点，都是前面写得好，后面写不好，他认为前面可能是作者用力过猛，铺设了过于复杂的人物、过于复杂的线索，到后面收结不了了。
第二，我推荐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比如，他认为《红楼梦》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大观园为代表的未成年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大观园之外的成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必然是以成年人世界吞没未成年人世界为结局的，因为每个人都要长大。
第三，我推荐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该书对《红楼梦》100年来的研究历程做了一个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读品：《风起红楼》花了很多篇幅介绍“蔡胡之争”。放到今年新红学成立百年的语境下，您如何评判这场争论。
苗怀明：从学理的层面，蔡元培代表的是索隐派，属于旧派红学。以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他缺乏学理依据，逻辑性也不强，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分。胡适代表了一种现代学术的方法，他的《红楼梦》新红学创建之后，慢慢地淘汰了索隐派，从学术上来讲，这是20世纪红学研究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大的一件事。
“蔡胡之争”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胡适在写《〈红楼梦〉考证》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教授，而蔡元培是校长。一个普通的老师如此言辞尖锐地向一个校长发出挑战，这只有在“五四”那个时候。更了不起的是，蔡元培一点都不生气。他也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但是他写文章反驳。这种胸怀在20世纪学术史上乃至于现在，我们是缺乏的，值得我们学习。《红楼梦》研究史上，往往是以学术争吵开始，到最后变成了人身攻击、谩骂。胡适跟蔡元培，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学术归学术，朋友归朋友。
苗怀明
河南平舆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gudaixiaoshuo123）创办人及主持人。出版有《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风起红楼》《梦断灵山》《曹雪芹》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