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爽朗、谦逊,这是学生眼里的苗怀明。但是,好脾气的老苗也会爆发。当那些偏执的“红学”迷一次次挡在他办公室门口,以切磋为名强迫他接受颠覆常识的所谓红学新观点,他忍无可忍开怼:“你最好把你家所有的红学书送人,或者彻底烧掉,开始养花种草,读唐诗宋词,一辈子不再谈《红楼梦》,这就是你为红学做的最大的贡献。”
这话得罪人了。对此,他无奈苦笑:“一入红门深似海,从此人生不太平。”近日,他的《风起红楼》一书,在首版十六年后新出增订本,这部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书,是他入红门后的首部专书,也正是“不太平”的开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姜斯佳/文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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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从事学术研究之初,苗怀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一辈子会和宝哥哥、林妹妹打上如此长久的交道。
少年时代的他,痴迷于小说,读《水浒传》、读《三国演义》、读《西游记》。《红楼梦》也读,但读不进去。真正把《红楼梦》读完,是到了大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红楼梦》是必读书。
再到后来,读硕士博士,虽然专业是明清文学,但苗怀明还是对《红楼梦》无感。这种无感,一直持续到他进入南京大学当老师,受命给学生开一门课——《红楼梦》研究。课一上就是20年,从最初的一门课,到现在已经变成两门课。一门是给大一学生的“《红楼梦》阅读”,一门是给大三学生的“《红楼梦》研究”。学生每年追着选,选不上就旁听,或者眼巴巴等着下学期再抢课。苗怀明“金盆洗手”的想法,也因此无法实现。
《风起红楼》是课堂教学的副产品。有别于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红学著作,苗怀明是把它当成通俗读物来写的,“那时候,出版社的编辑跟我沟通,说红学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很需要一本比较通俗的读物,建议我就讲那些红学研究者,尤其红学名家如何与《红楼梦》结缘,他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其间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沿着这个思路,苗怀明首选《红楼梦》问世以后最大牌的两位“红粉”——乾隆和慈禧入手来写,然后依次写到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鲁迅、陈独秀、汪原放、周汝昌等红学大家。围绕这些人对《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重点锁定红学史上几个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公案,苗怀明洋洋洒洒写出了三十几万字。
在写作形式上,苗怀明刻意避开高头讲章式的学术专著路数,尽可能用轻松畅晓的随笔体,他自己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从八卦入手,以学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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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红楼》问世后,引起了红学圈内圈外广泛关注,但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最引发震撼的,是书中关于胡适与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之间学术交往、学术争论的部分。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胡适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经过个人的刻苦努力,对新红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发扬,被称为新红学的最后完成者和集大成者。但是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恩怨,也是长期以来红学史上众所周知,但又避而不谈的一段公案。
而厘清红学史上学者之间纷繁芜杂的新旧观念碰撞、研究方法演进,乃至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甚至争吵,正是苗怀明此书的宗旨所在。
“上穷碧落下黄泉”,苗怀明找到包括胡适与周汝昌书信在内的大量材料,还原过往学术研究的现场,并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尽管本着慎之又慎的学术精神,尽管靠材料说话,但是后来被收入《风起红楼》的这部分内容,最初在一家报纸上登载时,还是引起了周汝昌先生家人的不满,甚至一度决定起诉他。
起诉后来不了了之。2006年,《风起红楼》也顺利出版。在那之后,苗怀明又出了七八本红学方面的专书,但这本一直是最爱。之所以最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
锐气,其实就是说真话。“红学界的复杂和麻烦人所共知。一部红学史,就是一部吵架史,乃至一部混战史。我并不回避那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人际关系。《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这些事情,早晚需要有人把它说清楚,我不赞成那句话,‘把事情交给后人’,我觉得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都解决不了,后人更难解决。我们这一代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要放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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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有一个感觉,新红学走过百年历程,从总体上来讲,研究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难,一些比较容易研究出来的问题,都已经研究出来了,研究不出来的,我们暂时也研究不出来了。”
与学界的相对沉寂相反,近年来,“民科”红学热闹非凡。最热闹的,就是关于《红楼梦》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
“说作者是冒辟疆、方以智、洪昇、袁枚、纳兰性德、方苞、李清照等,我都遇到过,就连崇祯、顺治、雍正、乾隆也榜上有名。有的‘民科学者’还出了专著。”
这些专著让苗怀明哭笑不得。“按照学理的研究讲,《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有内证,有外证,还有作品文本的证据。我在南京大学讲《红楼梦》课的时候,第一次课就是论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我跟同学说,你可以找我的逻辑漏洞,你可以说我的材料不可信来攻击我。”
但在“民科”红学研究者那里,内证、外证、作品文本统统被忽略。“我们管他们叫‘百度派学者’,他们不读《红楼梦》书本身,也不看材料,有极个别人,在我看来已经走火入魔,我一直劝他们去看心理医生。”
得罪人的话,苗怀明说了不少,他甚至把这些话写进了自己的红学普及文章。他手头正在酝酿的一部新书,就是这些文章的合集,书名就叫《大嘴说红学》。
“其中有不少内容,就是怼‘民科’的。我原来的设想,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但是我发现有的‘民科’进攻性特别强,他一旦提出个观点,说是跟你交流,但其实是强迫你接受,非常霸道。说服不了人家就贬低人家,说专家学者水平低、人品差,至匿名写文章躲在阴暗角落里破口大骂,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无能的表现。”
对话
学术归学术,朋友归朋友
读品:现在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作家很多,比如白先勇、刘心武、刘晓蕾等,您留意过他们的研究吗?
苗怀明:我留意了,还专门就此写过文章。刘心武的研究,我的评价是这样的:“红楼梦”这三个字他写对了、念对了,除此之外,他的观点几乎全是错的。白先勇先生,我对他有比较多的肯定。他是著名的作家,他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体会,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包括刘晓蕾也是这样。我赞成从文化、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就是把欣赏《红楼梦》当成欣赏一片风景,就像看一幅画、听一场音乐会一样。
现在的红学研究比较有特色的,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文化研究,比如《红楼梦》的园林、戏曲;另外就是《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最近有一个更热的热点,叫“整本书阅读”。教育部制定的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有一个规定,要求《红楼梦》是整本阅读。很多大学学者和中学老师都在研究《红楼梦》该怎么整本书阅读,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普及的问题。
读品:阅读《红楼梦》对当代的普通读者有什么意义?
苗怀明:对现代人来讲,最起码从四个层面,《红楼梦》对人生是有帮助的。
第一,读《红楼梦》,我们是来读一个悲欢离合的家族故事,也可以说是爱情故事,就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是个改朝换代的故事、《西游记》是个降妖除怪的故事一样,看完了之后受感动,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第二,通过《红楼梦》,我们了解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大家知道中国的史书往往都是抽象的,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史书是不写的。《红楼梦》虽然是虚构的,但它里面这些场景、民俗、饮食是真实的。
第三,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读《红楼梦》往往是寓教于乐。《红楼梦》里面所写的人生困境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生活得到启发。
第四,是一种精神享受。只要我们中国人还在,只要我们有感情有思想,那《红楼梦》永远不会过时。
读品:请为喜爱《红楼梦》的读者推荐几部通俗易懂的红学研究著作。
苗怀明:第一本我推荐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他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有很多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比如,王蒙先生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红楼梦》即使80回之后的稿子在,也未必精彩。他认为中国小说有一个特点,都是前面写得好,后面写不好,他认为前面可能是作者用力过猛,铺设了过于复杂的人物、过于复杂的线索,到后面收结不了了。
第二,我推荐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余英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比如,他认为《红楼梦》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大观园为代表的未成年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大观园之外的成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必然是以成年人世界吞没未成年人世界为结局的,因为每个人都要长大。
第三,我推荐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该书对《红楼梦》100年来的研究历程做了一个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读品:《风起红楼》花了很多篇幅介绍“蔡胡之争”。放到今年新红学成立百年的语境下,您如何评判这场争论。
苗怀明:从学理的层面,蔡元培代表的是索隐派,属于旧派红学。以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他缺乏学理依据,逻辑性也不强,有很多牵强附会的成分。胡适代表了一种现代学术的方法,他的《红楼梦》新红学创建之后,慢慢地淘汰了索隐派,从学术上来讲,这是20世纪红学研究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大的一件事。
“蔡胡之争”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胡适在写《〈红楼梦〉考证》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教授,而蔡元培是校长。一个普通的老师如此言辞尖锐地向一个校长发出挑战,这只有在“五四”那个时候。更了不起的是,蔡元培一点都不生气。他也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但是他写文章反驳。这种胸怀在20世纪学术史上乃至于现在,我们是缺乏的,值得我们学习。《红楼梦》研究史上,往往是以学术争吵开始,到最后变成了人身攻击、谩骂。胡适跟蔡元培,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学术归学术,朋友归朋友。
苗怀明
河南平舆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gudaixiaoshuo123)创办人及主持人。出版有《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风起红楼》《梦断灵山》《曹雪芹》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