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据说，小说家格鲁特·斯泰因第一次使用了“迷惘的一代”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原本是她在修车的时候，听到一位汽车修理厂的老板，批评那些总是旷工酗酒的年轻人的，她拿来形容海明威这一代人：“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短语概括了他正在写作小说的中心思想，于是“迷惘的一代”成为了《太阳照常升起》的代名词。
《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风靡一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海明威在小说中写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工作，四处流浪，每天不停地酗酒，旅行，更换女朋友，他们好像迷失了自己的灵魂。但是这样一群的年轻人并不让人反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被一场战争毁掉了，他们被这个社会体制消耗着生命，他们想在艺术、文学和电影中寻找到慰藉，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在无所事事中了此残生。
海明威塑造了一群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但是真正给“迷惘的一代”绘制思想肖像的人，是美国的文学史家马尔科姆·考利。他和海明威一样，都经历过一战的洗礼，战争结束后，自我流放到法国巴黎，只不过海明威在巴黎潜心几年后写出了《太阳照常升起》，从而一举成名；而考利回到了美国后，最终完成了《流放者归来：1920年的文学浪游史》，成为了描述“迷惘的一代”这个群体最好的著作。
在考利的观察中，“迷惘的一代”指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大部分出生于1894年到1900年间，大都出身中产阶级，在公立学校受教育，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战，战争结束后，他们带着满身的创伤，回到了家乡，感受到美国急剧变化的现实。但是他们找不到归属感，于是，他们都开始自我流放，去巴黎、维也纳、西班牙，去欧洲的艺术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叛逆的力量。他们从欧洲回到了美国，开始用欧洲的艺术标准来定义美国的文学与现实，自发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写作，办杂志和艺术展，用批评发声。美国的大萧条时期，这一代人逐渐成为了美国文化界的中间力量。
在《流放者归来》中，考利总结这一代人的特点时说，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被连根拔起，他们接受的教育几乎切断了和传统的所有联系；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生活训练，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一个战后的世界，带着创伤如何生活下去；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与传统脱离了关系，但是尚未与任何新生事物建立联系，他们在生活的夹缝中，左突右奔，“他们向着一个新生的人生目标（尽管尚未明确）探索着。在他们疑惑、不安、反抗的姿态中，他们都因为怀念单纯的童年而得了思乡病”。
我们从文学史中能窥探到那些迷惘的一代中成功作家的故事，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故事却无法涵盖这个庞大的群体。成功者的姿态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默默无名。成功者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赋予了迷惘的一代一种不一样的激情。但是，就连这一代人中最成功的那一位，我说的是海明威，最终选择了吞枪自杀。这种象征性的死亡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迷惘的一代的结局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无数文艺青年从欧洲衣锦还乡的故事。
考利集中描述了这一代人从流放中回到美国之后的不同结局，他们有的选择了更加彻底的自我流放，一直生活在底层，有的回归家庭和日常生活，有的带着心理创伤选择了自杀，大萧条时期的来临让这一代人承受了更多不能承受之痛——一代人从来不会只有唯一的结局，他们总是有各自的方向，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
■好书试读
罗莎和我新来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商店中区，靠近杂志桌的那一侧，视线可以透过大半扇窗户。因此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人和他的狗、RPO大楼的下半截。等到我们适应了环境，经理便允许我们走到店面前头，一直走到橱窗背后，这时我们才看到RPO大楼究竟有多高。如果我们过去的时机凑巧，我们便能看到太阳在赶路，在一栋栋大楼的楼顶之间穿行，从我们这一侧穿到RPO大楼的那一侧。当我幸运地看到他如此行走时，我会把脸伸过去，尽我所能地多多吸取他的滋养；如果罗莎在我身边，我也会叫她这么做。
——《克拉拉与太阳》
[英] 石黑一雄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埃德加发现，整夜不睡是件很难的事，即便是在人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他在地面的芦苇上铺开了自己的斗篷，然后躺在上面。无论白天黑夜，他都穿着一件长度到膝盖的棕色羊毛外衣。到了冬天，他就会用斗篷裹住自己，然后躺在火炉边。不过现在很暖和，因为一周之后便是仲夏节了。
埃德加总能算得出日子。大多数人得去问持有日历的司铎。有一次，埃德加的哥哥埃尔曼问他：“你是怎么知道复活节是哪天的？”他回答道：“因为它是三月第二十一天之后第一次满月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很明显嘛。”那句“很明显嘛”本不该说，因为埃尔曼感觉自己受到了嘲讽，就往埃德加的胃部来了一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埃德加还小。现在他已经成熟了：仲夏节后再过三天，他就十八岁了。他的哥哥们不再打他了。
——《暗夜与黎明（全2册）》
[英] 肯·福莱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