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公众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考古活动上。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的工作，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距今不过百年。现在，国内直接从事考古与文物博物馆行业的人员不到两万人，但每一次考古新发现都会引起人们的热情与关注。悠久的文明历史与年轻的考古学，小众的专业与巨大的关注度，真实的考古工作是怎样的？发掘出的文物又传递了怎样古老的讯息？让我们跟随一线考古队长，前往良渚、二里头、三星堆等等“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听他们讲述中国十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经历、前沿进展以及文明背后的故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张垚仟/文

  真实的考古：“拆盲盒”般的机遇和巧合

  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公布后，有网友用“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来赞誉，实际上这已是它启动的第二轮考古发掘了。从1929年村民燕道诚家院子里出土玉器至今，三星堆已“露面”92年。1986年，首次发现三星堆祭祀坑，35年的持续发掘之后，才发现了新的六个祭祀坑。考古工作者付诸的艰辛可想而知。

  这样持续数十年的发掘工作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其实是常态。河南安阳殷墟——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的发掘始于20世纪初，目前仍在持续发掘中。尽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这百年来，考古工作的发掘条件虽然得到改善，发掘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下工地，在乡土间兼有体力和智力劳动的知识生产作业，依旧是考古工作者的日常。一年有300天，考古工作者都是在工地上度过，天晴时发掘、下雨天休整写资料。

  发掘工作的周期长，对于文物进行科学化的资料统计整理，需要的周期也很长。遇到海量遗存的整理，往往让发掘者“欲哭无泪”。考古业内就曾有“发掘一时爽，整理悔断肠”的戏谑说法。以郑州大学考古学系古荥基地的整理为例，他们需要将每一片挖掘出来的碎陶片进行统计、编号、记录，之后进行拼对、修复。挖掘了数十年，可能要经过另外的数十年，才能整理形成比较有规范、逻辑性的档案目录。所有发掘出来的遗物，还需要绘制图像档案。

  当然，并不是每次考古工作都有惊人发现，也并非每次考古工作都能对史料有颠覆性突破性的补充。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更长的时间里，他们都跋涉在调查的途中，调查的环境、条件以及结果往往都不可控制，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王炳华，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他们如何在渺无人烟的罗布泊沙漠中寻找小河墓地的位置，“晚上零下20多度，睡在睡袋里，喝带冰的矿泉水，吃干硬的馕，步行到第三天，我曾经有过动摇，身畔连绵起伏的沙丘无边无际，沙峰相对高度总有二三十米，我们每走一步都无法克制地退半步。”王炳华咬着牙决定，再坚持3个小时，3个小时后没什么发现就后撤。正是坚持了这3个小时，他们终于找到了小河墓地。

  考古工作艰辛且漫长，其中偶尔也会有“拆盲盒”一般的巧合和机遇。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带领团队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勘探。有一天，一位当地的老乡跟许宏聊天，谈及自己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希望他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许宏一听，顿时觉得有戏，因为庄稼长得不好，往往是因为地下排水不畅，很有可能是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或城墙遗迹，导致土壤结构产生异常。许宏赶紧派人去钻探，果然发现了坚实的像千层饼一样的路土，并最终发掘出了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和城市主干道网以及东亚大陆最早的用车证据。

  秦文化其实是多彩的，不止军事和暴政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国历来重视修史，史官文化源远流长，西汉有司马迁著《史记》，东汉有班固著《汉书》，西晋有陈寿著《三国志》……史官的记载因政治因素或时代局限性、个人历史观的影响，难免带有偏颇或不全面的成分。考古发掘的实证材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文字史书的认识，呈现出与古籍文献所载的中国相似又不同的中华文明景观。

  秦朝的尚武和暴力因史书的描写流传甚远，但在秦始皇陵考古中，已逝的西北大学考古学教授、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及其带领的考古团队发现，实际上，秦文化远比司马迁的描述中的更丰富多彩。

  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除了广为人知的兵马俑，还发现了一批百戏俑。8000件兵马俑所展示的群体形象，能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刺激、冲击，呈现了秦帝国的军事性，那么百戏俑就呈现了秦文化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批百戏陶俑共27个，上身裸露，下身穿短裙。他们是从事歌舞杂技的演员、艺术家，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时，身上的肌肉、骨骼、比例，都表现得非常准确。这种形象在过去中国的雕塑艺术品中没有出现过。歌舞杂技俑，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秦时雕塑艺术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验证了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歌舞杂技，展现了秦文化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长安城的繁荣因诗句的传诵代代流传，真实的长安城生活是什么样的？宋代吕大防的《长安图》、清末徐松编撰《唐两京城坊考》，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献和石刻碑铭，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唐长安城的里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互相印证，于是考古学者能渐渐掌握这种里坊居住的人员结构，看清它的社会情况。

  隋唐长安城的建设，实际上一开始就有很多寓意。比如皇城两侧南北排列了十三个坊，是因为当时有闰月，一年十二月再加闰月就是十三个月；而皇城正南是东西四列坊，四列以象四时；这些都是有深刻寓意的。里坊的设置数量规范，里坊的名称也都很美好。比方说新道坊、开化坊、安仁坊、光福坊、靖善坊、安义坊、保宁坊、开明坊等，这些名称都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献记载长安城东市里面有二百二十行，店铺聚集，“四方征珍奇，皆所积集。”在实际的考古过程中，东市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瓷器、陶器、象牙、玉器甚至想象不到的奇珍异宝。

  如果没有这些庞大的墓志及其他石刻资料，那么长安城可能永远停留在有限文本的描述之中，我们的认识超不过徐松、吕大防，也超不过这些文字记载。因为有了很多考古资料，特别是墓志资料，我们才能了解到唐代里坊的生活是丰富美好。平面的文字霎时间就变成了立体的印象，生动活泛起来，这也正是考古学的魅力。

  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

  近代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建立“科学”的方法体系为目标，并努力从固有的史学编纂传统中剥离开来。与传统史学书写不同，考古发掘报告依托地形学和类型学的独特方法论，追求形式的客观性、场景的真实性、要素的系统性，以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因此，在考古发掘报告中，考古工作者一向避免自己“在场”，考古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枯燥琐碎的。

  而在《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中，讲述者都是长年负责遗址一线勘探的考古学者，他们其实是与古代文明进行对话的一个“主体”，考古工作者专业的学术素养与深厚的学术积累往往在考古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主体性作用，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此书将中国考古发现和学术发展的“大叙事”与考古工作者个体的“小叙事”互相交织，赋予了考古工作更多的现场感，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考古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热爱。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20世纪60年代来到敦煌实习，见证了半个世纪敦煌的考古历程。她在书中讲述自己初到敦煌的感受，“夜深人静的时候，万籁无声，只听到九层楼的铁马叮当，连缝补衣服的针掉到地下的声音都听得那样真切，这种时候往往就非常想家、想孩子”，从一开始的艰难适应、到对敦煌产生感情，直至亲人前来陪伴与支持，她真正将自己的人生与敦煌融为一体。

  二里头的领队许宏，详细描述了发现绿松石龙形器的惊喜过程，以及为了防止盗墓，考古团队借来一条大狼狗，对墓穴进行24小时的守卫，“上半夜还好，下半夜则比较遭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戏称是在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墓主人发掘出来后，许宏又与这个二里头贵族和他的绿松石器“同居”了一个多月，直至被安全运到北京。

  考古百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才逐渐形成了区系类型理论，理清不同历史阶段在中国的不同区域有着怎样的文化圈。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如何成为“中国人”？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将我们的文明再度延续下去？考古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考古能让我们走向一个不断被认知、明晰的历史。随着考古的发展，或者说今天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展望未来，另一方面回到过去，这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将探索往更深远、更客观推进，这就是考古不断进行探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