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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按

  2016年，江苏正式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拟用十年时间，编纂出版3000册图书，展现江苏的文化根脉。在文脉工程启动五周年之际，我们专访《江苏文库》六编主编以及相关学者，和公众一起了解编纂出版后面的故事。

  本期专访《江苏文库·研究编》主编、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樊和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脉研究院副院长姜建、王卫星。

  原创的力量

  巨大的挑战

  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整理”与“研究”的璧合。如果说，“整理工程”是对文脉的客观呈现，那么“研究工程”则是对文脉的自觉揭示。

  2016年“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启动后，《江苏文库·研究编》（以下简称研究编）作为六编之一，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承编。在整个文脉工程的设计中，研究编所占的数量不多，但是分量很重。

  研究编分四大板块，计划出版《江苏文化通史》11卷（每卷约50万字）、《江苏文化名人传》100种（每种约30万字）、《江苏文化专门史》100种（每种约30万字）、《江苏文化专题研究》50种（每种约30万字）。根据规划，最高目标是完成261部，底线目标是出版211部。

  截至目前，研究编共立项179项，共出版著作28种。

  与江苏文脉整理工程最大的不同在于，研究编的每一本书都需要原创。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经过了五年的探索后，研究编所面临的最重大任务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建构、培养一支规模在300人左右的专门研究江苏文脉的学术团队。而这一点，对未来江苏文化的研究，对整个江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显著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话

  现代快报：请您介绍一下《江苏文库·研究编》的亮点和难点。

  樊和平：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文化挖掘和整理，而是与地域的文化生命深切相通、贯穿地域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生命工程。你能看到一种文化在流淌，一种精神在运行，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脉动，这是文脉。

  与整理工程不同的是，研究工程不是对已经有的文脉进行整理，而是对江苏文脉进行原创。研究编的每一本书都需要原创。

  在江苏也好、全国也好，很难有200多人现成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构一支、乃至于培养一支专门研究江苏文化、江苏文脉的学术团队，规模大约在300人。这个团队组织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现在学者手上国家项目等等都很多，研究编需要他们腾出手来专门研究江苏。到现在为止，我们稳步地在推进着。

  现代快报：目前工作的核心是什么？

  樊和平：研究编目前的工作重点是狠抓项目的质量管理和进度管理。目前我们处于立项和项目管理双线作战的状态，压力很大。待立项工作完成后，我们将把全部精力用于项目管理。研究编每一本书，出版以后都是30万字左右的一本专著，研究周期正常情况下是4-5年左右，这跟整理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2021年的计划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江苏文化名人传”立项10项以上，“江苏文化专门史”立项12项以上，“江苏文化专题研究”立项10项以上，合计拟出版图书21-26种。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每年出版的量会越来越多。前期主要是立项工作，开辟领地，后面是收获成果。

  现代快报：《江苏文库·研究编》下设的四个板块有何关联？

  姜建：研究编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文脉，不能是单线条的、平面的，它一定是相互支撑，形成复合性的、立体性的结构。既需要一种面上的研究，由《江苏文化通史》承担；也需要一些线条性的研究，由《江苏文化专门史》承担；同时还需要点的研究，就是最闪亮的部分，由《江苏文化名人传》来承担；通过点线面的搭建，形成比较完整的阐释结构。点线面之外，还需要一些勾连和补充，这就是《江苏文化专题研究》，从点线面都不能兼顾到的角度，来探讨江苏文脉。比如学派的研究，文化风气、文化演变的一些研究，甚至专门从历史的皱褶中，寻找一些具有意味的细节和有趣的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

  江苏省社科院领受了研究编的任务后，建立了中枢性的管理机构江苏文脉研究院，以此为基点，联络、团结、发掘省内外学者，遴选了四个二级研究员，分别主持这四个板块。

  现代快报：您主持的《江苏文化通史》是研究编中的重要一块，目前项目进展如何？

  王卫星：《江苏文化通史》是研究编中的一个集体项目，共11卷，会一起出版。最初设计的是10卷，从先秦一直到当代，全面展示江苏文化发展的脉络，总结和归纳江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突出贡献。综合考虑后发现，还需要对江苏文化传承做一个总体把握，又加了第一卷纵论卷。

  从项目启动以来，我们聘请了省内外权威的专家学者承担各卷的撰写任务，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一批专家学者。目前各卷的进展还比较顺利，预计今年大部分卷能够完成。希望读者们看了《江苏文化通史》以后，对江苏文化、文脉的传承、江苏文化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现代快报：您主持的《江苏文化名人传》一直备受瞩目，成书过程最难的是什么？

  姜建：我们设计了100个《江苏文化名人传》的题目，从古到今，把最能代表江苏文脉的100个大家遴选出来。这100个项目的产生，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请了国内、省内著名的资深教授、长江学者来一个一个过堂。

  目前已经出版了包括王韬、季札、刘半农、刘禹锡、赵翼、萧衍、金圣叹、叶圣陶、吴敬梓等名人在内的13种。成稿过程非常艰难，成书也特别珍贵。比如，研究叶圣陶的，我们请了国内研究叶圣陶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来担纲；研究瞿秋白的，我们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王铁仙老师在担纲；研究吴敬梓的，我们请了研究吴敬梓功力最深的南京师范大学陈美林教授担纲，他们在相关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即使如此，每位作者在领受了这样的任务后，依然要付出很大的心力。

  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尚未立项的大多是前人研究少、资料匮乏，或是对研究者资质要求极高的专门性、综合性项目。比如像唐代的张旭，狂草代表性人物，这样一个题目，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

  《江苏文化名人传》目前已经立项了69项。从69项推进到100项，压力非常大，既要寻找到合适的作者承担合适的题目，又需确保每一部著作都必须体现出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高的研究水平。这套书我们希望能够传世，所以对作者的遴选非常小心，做起来还是很累人的。

  现代快报：您怎么看待《江苏文化名人传》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

  姜建：我们这套丛书主要的目的不在于雅俗共赏，我们不说故事，而是抓住干货，往深处开掘，定位是学术定位，而不是市场定位。既有高深的学术性，同时也有可读性，深入和浅出能够融合在一块，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我们的一种追求。今后把研究成果向社会推广，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有可能通过文章、讲座、改写的方式，出一些普及版。

  现代快报：您认为江苏文脉研究在文化层面会做出怎样的贡献？

  樊和平：按照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对所说的——文化本身，是为人的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文化是一种大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当各种文化走到一块，我们可以相互借鉴。当我们把具有典范意义的江苏文脉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就会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人类文明提供一种独到的智慧和经验。无论在未来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之中，还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向世界讲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我们做得成功，做得足够好，江苏文脉的整理与研究，可以为经过全球化席卷之后的同质化世界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大熊猫”。不仅可以让我们在遭遇全球化的滔滔洪水之时，于故乡文化的山脉之巅‘一览众山小’地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据地，而且可以在患上全球化的文化感冒甚至某种文化瘟疫之后，根据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理，寻找强化自身的文化抗体和文化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