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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4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3 上一篇 >>返回首页
后真相时代
重建对知识的信任
  《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 [瑞典] 奥萨·维克福什 著 汪思涵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2月

  □思郁

  自从2016年《牛津英语大词典》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之后,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后真相时代。简单说,我们不知道何为真相,当某个网络事件发生之后,总会经历几次反转,导致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一切丧失评判标准的时候,我们选取了一种最保守的方式,那就是谁也不信,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不相信专家,因为专家有可能为利益集团背书,我们不相信新媒体,因为新媒体很可能只是为了赚取流量;我们不相信公共媒体,因为那些看起来保持客观立场的媒体也总被人质疑是精英集团的发言人。

  为了捍卫事实和真相,有很多人都在行动。我近期读到最好看的一本是瑞典学者奥萨·维克富什写的一本书《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维克富什说,她的书是受到了一则新闻的启发,2017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仪式,有一个关于出席人数的争议新闻。新闻发言人说,当天来参加仪式的人数是历史之最。但是有媒体很快打脸了,有照片和数据都可以证实。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新闻发言人说,他们只不过说出了另类事实。所以,什么叫另类事实?简单说就是胡说八道,事实就是事实,没有所谓的另类事实,另类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杜撰的一种说辞。

  但是想要反驳这种观点就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里,共识基本丧失,知识变得面目可疑,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我们不再相信别人,不再相信科学,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自己的判断如何确认呢?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体验和阅读,从身边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以及充分相信的媒体中获得消息。但是这点很显然是不够的,长此以往,我们会陷入到一种认知误区。正如遍地的大数据提供给我们的判断,往往是确认我们的偏好,它并不提供相反的观点。长期沉浸在这种同质化的信息源,已经让我们无法接受不同类型的信息。我们在生活中就会发现很难接受跟我们不同的观点。跟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会习惯性地拉黑,眼不见心不烦。

  维克富什在《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中对我们如何对抗这种越来越荒诞的时代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囿于篇幅限制,我没有办法详细阐述。从个人的角度来总结的话,她说,作为个人,我们都有责任来抵挡认知扭曲,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具体来说,学会从不同类型的来源获得信息,尤其包括与我们观点不同的来源;仔细评估来源的可信度;进行思考练习,避免各种思维陷阱;意识到我们总会犯错,我们并不总是正确的;认真对待专家,如果你不确定某些人是不是专家,先要去确认他的学术贡献;提防阴谋论,因为阴谋论都是不能证伪的。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与他人对话时要负起责任。我们应该避免说出加剧激化、激起强烈反应的话,尽可能去寻找共通的出发点,同时尽可能以善意来解读对方的立场。人身攻击论证之类的辩论伎俩会让合理的辩论变得更难实现。”这点之所以让我觉得重要,因为它触及到了我们这个荒诞时代里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信任的丧失。后真相时代也意味着后信任。我们不相信专家,不相信他者,不相信知识,不相信媒体,只相信自己。这种对知识的不信任、对他人的不信任带来的影响是极具破坏性的。

  很显然,人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依靠的是共同协作、互帮互助,我们依靠他人获得了大部分知识,无论是从他人身上言传身教也好,通过他人的著述也好,学到了生活的大部分技能。没有这些东西做积淀,人类基本上寸步难行。如果我们不再相信他人的判断、不再相信别人的经验,只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当成知识,我们所知道的大概比不过一个大猩猩。所以,重建对知识的信任才是后真相时代里的唯一真相。

  ■好书试读

  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现象中,生命现象是最神奇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他的畅销书《费曼物理学讲义》开篇指出:“如果某种大灾难摧毁了所有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一句话可以传给下一个(智慧)物种,那么用最少的词汇来表达最多信息的陈述是什么?我相信这应该是原子假设,即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些微小的粒子一刻不停地运动着,在彼此分离时相互吸引,但被挤压在一起时又会相互排斥。只要略加思考和想象,你就可以从那句话中得到关于这个世界的大量信息。”

  “一切生命世界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原子的颤动和扭动。”

  ——《重症监护室的故事》

  [英]马特·摩根 译林出版社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含义的演变,其实是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中国话》

  郑子宁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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