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古文，更多的是让它融入今天的语言，成为其中一部分，并且面向未来。但关于传统语言现代化的争议向来不断，最多的说法是“破坏了汉语之美”。在美和“生命力”“丰富性”之间孰轻孰重，栏目主持人李黎和学者刘勃展开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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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黎：很多年前喝酒时，我断言你不能写小说，理由是你的思维更多是偏概括总结的，偏分析引申等学术方法。你的写作似乎证明了我的判断，从《春秋哭罢不成歌》到《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更多是走“普及”“新解”等方向。每次看到你的新书我都挺自豪，不过为了弥补当年的轻狂，我一直在推荐《风清扬》，可惜自那篇之后你也没有广为人知的小说了。你对自己写作的演化有什么看法？

  刘勃：年轻时候写什么东西，更多是受阅读范围影响的。那时我的阅读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中国古代的作品，不论是雅文化传统的诗文还是比较俗气的小说。我对这些真心喜欢，但并不尊重。所以写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些当作资源，相反有点有意摒弃。二是西方现代的小说、国内的先锋小说，似懂非懂乱看一气，像你说的，“偏概括总结的，偏向分析引申注解等学术类型的”，这些要素本来就是这类小说的重要构件。这些作品是我当时模仿的对象。

  这种模仿行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常神圣。换句话说，那时候写的很多东西，缺乏自我。当然缺乏自我并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作家都没有自我，不过作为一种喜阴凉的植物，躲在某个伟大作家的影子下面罢了。另一个问题就糟糕得多，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即所谓“世纪之交”，先锋文学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网络文学还没有兴起，我写东西不足以谋生。

  做学生的时候，可以不在乎这些问题，什么“光荣的荆棘路”“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之类的话，也不妨尽情引用，简直要把自己当先锋文学的祭品。但毕业几年后我要找饭吃，这是最迫切的问题。这时候能够去学校教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作为一所三本院校，这个学校倒符合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的想象，穷而且闲。穷不是问题，反正有了眼前的温饱，我也就足够了。闲却是个巨大的好处。和好学校相比，它没有科研压力；这种学校容易有的毛病，是行政人员爱折腾，于是牵扯浪费大量的精力。但至少我所在的这个学院，几任院长都有很传统的大学情怀，所以像保护伞一样，把绝大多数折腾都消于无形。很多俗事我完全不用去关心，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不知不觉就非常安静地在这里教了十几年书。教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从小学开始就养成了两大爱好：一是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码字，二是走上讲台东拉西扯。区别是码字时自律甚严，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讲台上则完全放松，当然课堂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有必要首先复述该领域的权威叙事——那我复述完了，再扯两句总可以吧，于是各种课前都想不到的段子，不由自主地就从嘴巴里飞出来了。原来也没有计划把这些写出来，毕竟觉得这都不是玩意儿，讲台上嗨过就完了。写作的契机，是老院长对我说：“你要自己编一本中国文化史教材。”我这种性格的人哪里写得了教材呢？刚巧2009年有机会录制一组音频，一部分讲课内容变成了文字，于是出版了一本书，也算有东西可以敷衍塞责了——表示我并不是没写教材，只是写出来的东西实在不适合罢了，所以我只是水平不够，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好几本书，都是讲课的内容挤挤水分整理成书的。至于市场反馈，只能说大出意外。去年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却和讲课无关。自觉文字比较精炼，表述引而不发，常有言外之意，算是回归了我教书前码字的状态。看豆瓣评论，多半认为不如之前的书深刻，大概我写作的确实不如讲课吧，所以不坚持写下去也是对的。

  至于《风清扬》，现在回想起来那本小说讲了两件事：第一，各种谣言慢慢组合成了一个故事，而真实的事件也就无人问津了；第二，个人（哪怕是风清扬这样的绝顶高手）在社会结构中的微不足道——其实我后来写的那些谈历史的书，往往也不脱离这两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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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黎：一直有朋友对你大加夸奖。比如一个同学，是一个资深的军事迷，由军事再进入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道，其中必须涉及大量的细节和硬知识，尤其是地理和基层组织形态等，反之，太多把历史当励志、成功学，或者纯粹发历史之慨的写作，却更广为人知。专业的读者对你的评价几乎一边倒地叫好，某种意义上你填补了一个空白，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又会说，你应该比当年明月、马伯庸还要畅销。你肯定也收到类似的信息，甚至鼓动，有没有“歧途哭罢”的感慨？

  刘勃：我不知道“专业的读者”怎么定义的，如果指学术圈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并不会读我的书，看了也多半不会喜欢。当然，我在尽我所能地利用学术研究成果。但我这几本书所面对的早期历史，很多资料都是断片化的，如果严格恪守学术规范，那么很多话题甚至无法形成叙事。所以我的很多推论，比严谨的研究多走了一两步。也就是说，有时候几段材料之间的勾连，我依据的是我所理解的“情理”，如果是写论文的话，显然是不能这么处理的。

  有些学者也会写一些面对公众的书，也就不免要在规范之外走两步。这两步他们往往走得非常痛苦，而我是特别享受这多走的几步的。我敬重他们的研究，他们不断夯实的研究基础、拓展的研究空间，给了类似我这种写法更好的游戏平台，但他们自己或许并不喜欢这个游戏。我写的这些书，从研究层面看没什么意义。它首先是自嗨，然后是刚好能愉悦一部分人。愿意读它的人还不少，只能说对我而言很幸运吧。

  《明朝那些事儿》一看就是能获得大批读者的作品，我女儿就很喜欢看，我也觉得挺好看的。马亲王是我最喜欢的作者，包括他对梳爬材料的兴趣、他玩哏的恶趣味，他更关注弱势者而不是那些历史上的强人……我都挺有共鸣的，只不过他段位明显比我高。还有，我十分肯定的是，他写爱情的水平也比我高，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了：豆瓣评论里可以看到无数人吐槽亲王写到恋爱让人毛骨悚然，这些评论也让我毛骨悚然：我如果去写爱情，会恐怖成啥样啊！

  所以，小说也就坚决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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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黎：最近看到你的一句话：学习传统中文，是要让它成为我们今天的语言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我们变成它的一部分。这句话类似于“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当然你这句切入点更具体也更现实，想听听你这句话背后的想法。

  刘勃：说这句话，是因为听到有人说“网络语言破坏了中文之美”。那就干脆谈谈我对文字的看法吧。对我来说，文笔是个低级的概念，文字是个高级的概念。面对一堆花里胡哨的文章，又有客气两句的必要，就说“文笔不错”。说谁“文字好”，那是真的赞美。一度有个哏挺流行的：放一张有落日和许多鸟的照片，然后说：看见这样的景象，读书人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读书人只会说：哇！好多鸟，好好看。要我说，当然是不读书人的表达好一些。“好多鸟”，对事实表达准确；“好好看”，直抒胸臆，任何人都不能说不对。至于这位读书人，我只想问一句：“孤鹜”的孤是什么意思？写任何东西，扎实、准确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玩花样有玩花样的美好，不玩花样有不玩花样的妥帖。

  我还有个偏见：如果一个作者在一段话里熟练又规范地使用三个以上成语，那这篇文章多半就不值得看下去了。所谓“成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成语的特点是“习用”，是“定型”，换句话说，成语是套话的一种。所以多掌握成语是有好处的，脑子里有一堆成语，就知道了要写很多事，最省事的表达是什么。但问题是，写文章有时候是不能求省事的。成语已经“定型”，而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恰恰充满了不确定。多用成语，就常常不免在调整或简化事实去适应语言，而不是调度语言去追寻、捕捉事实。

  我一位教西班牙语的朋友，他说自己刚做翻译的时候，就有个老前辈教导他，使用成语一定要慎重。这是经验之谈：中西差别这么大，多用成语，表述可能简洁流畅一些，但一定会有非常多细微的差别，因此无法体现。倒是亦步亦趋磕磕绊绊的翻译腔，能呈现更多的细节。

  其实，现代中国和古代差别也够大了，不假思索地用成语，造成的损失一样惊人。当然我说的是，“规范地”使用成语。如果深谙成语的内涵但故意不按规范运用，这种中学语文老师深恶痛绝的做法，倒算是一种创新尝试。既然是创新，那就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使用过时的网络语。没有提倡大家都用的意思，我手写我口罢了。这些词我日常聊天就用，写作时也不想回避。而且我确实觉得，只要放对位置，有些词儿确实可以比古老的成语更有表现力。网络语言也分档次，“蓝瘦香菇”表示难受想哭，这个谐

  音哏一点意思也没有；“喜大普奔”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表达看见讨厌的人倒了霉，那种贱兮兮的爽感却不无生动；“累觉不爱”是很多现代人都有的心理状态，简洁直白，可以算个好表述；“不明觉厉”有点蔫损坏的味道，对假大空的人，潇洒而又精准地戳了一针。至于这些词的寿命能有多久，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被用来无脑刷屏的话，随便什么词都可以死了。当然，只会用网络语言，离开了网络语言就不会说话，这是很糟糕的事，就像离开专业术语就不会说话一样糟糕。但把网络语言和古典的欧化的官方的乡土的语言资源熔铸在一起而圆转如意，汉语的世界只会因此更丰富。

  以上所说，对于指导学生作文都没有什么意义。这里面有个很实在的问题：高考阅卷老师给一篇作文的时间只有几十秒。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文章走“淡而有味”“蕴藉含蓄”之类的路线，基本就是作大死（书法好到出类拔萃也许还可以抢救一下）。你要让你的文章有一目了然的辨识度，那大量使用排比句，堆砌成语或各种华丽的表述，引用或真或假的名人名言……这是应试的现实，需要尊重。但考完试之后，还把这些当作高级的文学技巧，就有点像走在大马路上，突然做个平常不过的前滚翻，然后一脸顾盼自雄的表情。那就只能对他说一句：“嗯嗯，您文笔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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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黎：你不知不觉说了很多“金句”，虽然金句并非目标，更需要警惕，但可以说和完全不能洞察问题，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特别在现场活动时。很多现场活动你都特别出彩，思路清晰而兴奋，这是长期职业训练的结果，还是本来就有演说的天赋？写文章和授课一直是两大传统，你兼而有之，有没有觉得比较踏实？

  刘勃：可能我是有点上台说话就容易人来疯吧！

  踏实的感觉是没有的。中学时就读了各种古今中外的作家如何冻饿穷愁的段子，但后来读书稍多，发现这些作家的人生起点往往就在大多数人奋斗一生也够不着的地方，所以容得他们这么作，于是有点恐慌，我可没这么好的起始条件。现在稀里糊涂，生活也不能说糟，一个当年“中二病”严重，至今做人还很夹生，兴趣也冷门的人，一直也没怎么挨社会现实的铁拳，只能说是幸运——谁敢因为一点运气就踏实呢？

  其实想想，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总体都挺幸运的。大多数人最明智的选择可能是不去思考人生，按照社会对你的要求走，要你好好念书就好好念，毕业后自然就会有不错的工作可以选择，然后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买房结婚……虽然很多人还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但说起来，人类历史上，做个听话的人就回报率这么高的时代，真心是很少的。

  现在的年轻人就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前辈们唾手可得的东西，他们可能需要艰苦奋斗才能企及。至于我们，谁知道当初的运气是不是已经被悄悄标上了价格呢？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读家对谈》栏目嘉宾主持。

  刘勃

  作家、编剧、教师，著有《传奇中的大唐》《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等书。